晚春

一

我常常梦到十八岁半坐着火车去成都的场景，而且这个梦几乎根深蒂固，就像我童年在河塘涉水时腿上甩不掉的泥浆。只是过去都是美梦，而后来总是梦魇。 那时我刚刚经历了人生的一件大事：高考，以及一件更大的事：高考落榜。我妈似乎很难过，可她没有骂我怨我，只是坐在炕上默默垂泪，房子里热得要死，牛虻绕着她飞来飞去，我没觉得对不起自己，而是感到很对不起她。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总是坚信我能考上大学，纵使我已经无数次告诉她我不是块读书的料子。她偏执地认为我学习很好，我也不知道她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认为，也许是我出生那天她给我起名李一甲，也许是我三岁背诵毛主席语录时的滚瓜烂熟，也许是我小学时拿了全班算术比赛第一名，也许是我初中毕业竟然考上了县重点高中——那让她几乎要得意忘形了，毕竟印刷厂厂长的儿子都没考上重点高中。但我从来就不喜欢读书，我反而更想去上中专，又不用花钱，毕业还包分配。她没同意，我也拗不过她，毕竟我一直很听我妈的话。我在高中胡乱混过了一年，语文课背庄子，政治课学革命，英语课听鸟语，都很没意思。我也不爱参加下课后的打架斗殴，因此人际关系很一般。我回家跟我爸妈说我不想上学了，我爸抽着烟一声不吭，我妈在家里鬼哭狼嚎。筒子楼周围住的都是印刷厂的工人，纷纷跑到我家门口看发生了什么事。我感到很尴尬，就跟我妈承认错误，说还是要继续上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妈就又高兴了起来。我在高中混完了第二年，这一年社会动荡，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很多同学都从学校退学了，筒子楼的邻居也都逐渐搬走，不知道为什么。我问我妈，她只是说啥事没有，让我专心学习。直到暑假的一天我从县图书馆回到家里，发现我爸我妈抱在一起哭，才知道他俩终于也下岗了。我妈看见站在门口不知所措的我，冲过来抱着我继续哭，跟我说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光宗耀祖。然后他俩就摆了一年地摊，夏天卖冰棍奶糕，冬天卖板栗红薯。我们家还一切如常，照样住着筒子楼，吃白米饭和肉末炒豆角。结果高考结束报完志愿后我爸妈就带着我坐车回了农村老家，我才知道我妈哭着跟厂长说了一天，才乞求到在我高考前继续在这儿住的权利。我有点难受，感觉我妈为我付出太多了。

回农村之后我也心烦意乱，无所事事。我虽然上了高中，却从没想过高考落榜之后能干点啥。我爸妈在农村长大，然后印刷厂工作了20年，他们连县城都没出过，全部的理想就是我考上大学，变成光荣的共产党员，带着他们去北京天安门，在毛主席像下面拍照片。因此，我心中的全部记忆除了农村的老家就是我们的筒子楼和机器的轰鸣声，我脑海中的全部世界除了印刷厂就是仅存在于幻想中的美丽的首都北京。可是突然印刷厂就倒闭了，筒子楼也没了。我高考落榜的消息更是雪上加霜，让我妈郁郁寡欢；不知道她怎么又听说印刷厂厂长儿子考上了大学，而且还就是我填的第一志愿。那是一所省城的二本大学，毕业之后就是工程师，还有可能分配到北京工作。我妈觉得天都要塌了，她整日在炕上哭哭啼啼，我试着安慰几次，没什么用。我越来越感到烦躁。我知道这样在家闲着也不是个事儿，不仅要多吃家里一口饭，还得天天听着我妈的唉声叹气。于是我挑了个满月夜，在饭桌上说，爸，妈，我出去打工吧。我妈说，就你那点本事，能去哪。我嘴上没说话，其实心里早有了打算。首都北京远在千里之外，我是去不成了。省城更是不能去，我才不可能腆着脸跑到那个我没考上大学的地方去。我小时候常常听村里的老人说“少不入川”，说那里是醉生梦死的温柔乡。我倒还好奇了，啥地方能让人一辈子失去斗志，徐徐终老。我爸见我没说话，咳了一声，说，你想去哪，说吧，不用怕我和你妈。我说，那我就说了啊，我要一路南下，去成都。我又补充说，四川人爱做生意，我算术好，至少能帮人算个帐。大家都没吱声，我以为这事要黄了。结果第二天早晨我爸给了我五百块钱，说，想去哪就去吧，也没啥能给你的了，照顾好自己，别让我和你妈操心就行。

火车让我终于感受到了自由。太阳凶狠地照在旷野上，我用劲扒开窗户，贪婪地吸着外面的空气。我过去呼吸的空气要么混杂着油墨味，要么混杂着粪肥味，反正没有过像现在这么清澈明朗过。我从口袋里掐出一支烟，对着窗外吸了起来，庄周梦蝶般飘飘欲仙了。在这之后的许多年，我每次在梦里重新坐上开往成都的火车，总能尝到这样的烟草味，还有把我的额头烤得发烫的太阳。

我到了成都之后开始一路找工作。我是不在乎做什么的，洗碗端菜，看门叫卖，人能干的事情我都能干。我本想着第一天就能找个活计安顿下来，结果处处碰壁，遭人白眼。别人告诉我，说是年景太差了，到处都是下岗的人，城外的制衣厂接二连三倒闭，没饭吃的中年人涌进城区，一片混乱。我问，那现在该去哪谋活路呢。他们说，往东边去，往海边去。从那边回来的人都富得流油，戴墨镜背皮包，身边跟着漂亮的金发女人。我蹲在地上没说话，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只见过歪歪扭扭又庞大的渭河，流淌着经过荒芜的山崖。河水是浅灰色的，好像雾气漂浮在大地上。听人说大海是蓝色，就像夏季日头最烈时的天空一样。我挺想去海边，但也只是想想，我连去广东的火车票都买不起了。我继续在成都瞎转悠，晚上睡在地下通道。很多人都睡在那里，因为凉快，就是有点吵。我躺在报纸上，耳朵贴着墙根，听见马路上的声音，有汽车，有摩托，有发出轰隆轰隆噪音的大卡车，有人交谈，有人吵架，还有人在哭，气若游丝，却生生不息。

我很幸运，转了三天就在一家网吧找到了工作。老板年龄不大，三十多岁的样子，长得有些凶狠，右胳膊有大块纹身。他问我叫啥，我说李一甲，他说好名字。他又问我会不会用电脑，我说会，高中学校里有一台电脑，计算机课每周一次，全班人轮流去摸一摸。他笑了，又问，还上过高中？我点点头，他问我还会啥，我说会算术，会点英语。他说会英语好啊，现在会英语才能走向国际化。我似懂非懂点了点头，他又问了些话，查了我的身份证和高中毕业证，看上去对我很满意，又说了网吧的待遇，管住不管饭，一个月基础工资一百二十块钱，业绩好有提成，最多能拿两百块钱。我听着觉得很不错，就留了下来，当了个网管。

成都的仲夏燥热又潮湿，那一年尤是。蛰居在城市底层的我们就像虫子一样蠢蠢欲动、躁动不安。我在这里认识了两个兄弟，管收钱的撒哥和网管虎虎。撒哥已经二十四，自初中辍学后就在城里闯闯荡荡。他明年春天就要结婚了，对象是都江堰旁的乡下姑娘。虎子年龄最小，比我还小一岁，来自川西藏区，矮胖敦实，黑脸白牙。他俩都称老板为“刀总”，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叫。刀总家里有个还没上学的儿子，每天操不完的心，所以平时不常来网吧，只是每周来看一看账本，问问我们有没有东西要维修。因此我们三个每天混在一起，白天在店里管电脑，晚上轮流在店后的小房间里睡觉。湿热有时候让我难以入眠，我躺在架子床上望着空荡荡的房梁，脑子里空无一物，只是偶尔会想到老家那漏水的屋顶和梁上的燕子。夜晚也往往是睡不踏实的。除了热，还有其他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往往是值夜班的虎子慌慌张张地来把我和撒哥吵醒，说外面又打架了，我们踉踉跄跄拥到门外，看见一个气急败坏的女人揪着一个瘫在电脑前的男人，一边打，一边念叨着脏话。我们不怎么劝架，只是求别毁坏了我们的设备。因此属于我的夜晚总是短暂而混沌的。我更喜欢的还是白天，上网的人一少，我们就留下一个人看店，剩下两人游逛在巷子上。街边树木葱翠，乱糟糟放了几把椅子，树叶七零八落掉在上面。我们咬着四毛钱一根的烟，坐在椅子上等着太阳下沉。除此之外，撒哥和虎子不厌其烦地给我推荐各种吃饭的地方。但我懒得动弹，也懒得花钱，一块五一碗的麻辣粉或者炒米饭就满足了我的全部欲望。我们还会买最便宜的啤酒，喝起来就像酒精兑水，没什么味道，也醉不了，顶多让人昏昏沉沉。我们把酒一捆一捆地搬到网吧后面去，在睡觉前喝个尽兴。

如果有人见到那时的我，只会觉得我是个傻头傻脑、不爱说话的混混。撒哥天天嘲笑我，说我瓜，说我是上学上傻了。他坚信女人是让男人成长的唯一办法，因此给我介绍了几个找女娃的地方，十块钱就能过夜。我说找个球啊，老子一个月工资才他妈一百块。他一边说你狗日的懂个锤子，一边露出扑朔迷离的笑容。等到了国庆节的时候他终于说，瓜娃子，哥带你去见识见识。他带我左拐右拐，走到玉泉路上，指着路牌让我记下这三个字，并说，知道不？这就是人间天堂！他把我拉进了一家理发馆，把我往椅子上一按，给老板娘抛了个眼神，我的记忆就此被折叠并摧毁。我只记得我被一双纤瘦的手搂住，一具热烘烘的身体贴在我的脸上，快要把我融化。我好像飞了起来，顷刻间被潮水般的柔软与香气所包裹。黑暗中我什么也看不见，有呢喃与气息落在我的身上，把我不断下压，让我像失重般一直坠落。我开始发抖，开始惊慌失措。一个细弱的声音突然在我耳边响起，让我别怕，我慌忙死死抱住怀中那具躯体，仿佛这样就能留住这个动人的声音。那具躯体承载着我全部的重量，托着我继续坠落。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只记得最后突然有光亮在黑暗中爆炸开来，把我的所有知觉都炸成了碎片。我没有任何力气和武装了。我就在无意识的光亮里不断下坠，直到光线全部湮灭，最后瘫软在黑暗中。

后来的日子里我去玉泉路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我嫌花钱，而且那一天的感觉——那种失重般的恐慌与快感，也再没什么人能带给我，让我一直回味着。每次我想起来这种感觉，还是会忍不住发抖，直到我遇到她——当然，这都是更后的后话了。总而言之，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脱离出我们那一片逼仄无聊、循规蹈矩的印刷厂，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挣钱，第一次撒开丫子喝酒，第一次和女人睡觉。潮湿燥热的成都散发出疏于管教的颓靡，和我那狭小干瘪的故乡就像两个不同的世界，我第一次知道人还能这样放纵地活着。于是我笨拙地学习一种新生活的方式，把自己也刻意塑造成疏于管教的样子，说好听点是坐怀不乱、宠辱不惊，说难听点就是游手好闲、死皮赖脸。

在这样的生活中，夏天逐渐远去，燥热消失，撒哥带我去荷花池买了过冬的新衣服。撒哥一边帮我挑衣服一边骂骂咧咧，说别人都是带着漂亮女娃来耍，老子带你李一甲这龟孙子。他把紧身的皮夹克往我身上一裹，勒得我胸口发闷，我正想从身上扯下来，被他一把拦住，说，别脱，洋气得很，一下子就精神了。我在镜子前扭扭身子，照了几下，确实挺不错，像电影男明星。撒哥问老板多钱一件，老板说一百八，一分不少。撒哥说你狗日的给老子好好说，两人讨价还价一阵子，最后五十块钱买了下来。下午我俩坐车回去，我穿着新衣服，喜气洋洋，觉得车上的女娃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第一个冬天我没回家过年。我算了一下自己攒下来的钱，来回的火车站票肯定够了，但买完也剩不下多少。我干脆给家里写了封信，无非是些矫揉造作的句子，爸，妈，儿子不孝，今年过年不回家了，儿子想你们！然后在信封里夹了些钞票，寄了封挂号信发回家。想着过年不用回到我那死气沉沉的老家，不用给一帮认不清脸的亲戚端茶倒水，也不用闭着嘴听他们年复一年重复念叨老掉牙的故事，我就感到一阵解脱。

我们三个全都没回，刀总说，三十到初七把店关了，你们想住继续在后面住，初八准时开门就行。三十晚上我们关了大门，在几个月没生过火的灶上煮了元宵，炒了几个菜——我那时才知道，虎子的厨艺相当的好。他害羞地说他妈死得早，他爸做饭难吃，从十二岁起就是他给家里两个弟弟做饭了。我们把囤积的啤酒拿出来，一人盛一碗元宵。我们一边吃一边喝，滚烫的元宵馅和冰凉的啤酒从嗓子眼儿里一起流下去，胃烧了起来，勉强能把人弄暖和。看不成春晚，有点遗憾，但大家都喝得很起劲，于是轮流开始讲故事。虎子讲藏区的神鬼传说，撒哥讲黑社会和女人，只有我没啥话可说。他们起着哄让我也讲点东西，但我除了他妈的三角函数和被动语态，实在不知道该讲啥。后来我就讲了我高中喜欢的女同学，一个沉默寡言的瘦削的姑娘，学习不太好，上课经常偷偷看琼瑶。撒哥问，那你们亲嘴了没？我说我跟人家连话都没说过。虎子问，那她现在在哪呢？我说不知道，她家人下岗之后她也就离开了学校。那是个春末的中午，下了点小雨，不是很冷，她穿了件蓝衬衫，来教室收拾东西，然后就走了。我追了出去，但没敢上前。她抱着几本书，穿过我们教室前的土坡，走出了校门，从始至终都没看过我一眼。

我讲完后心里有点难过，好像突然想家了。我说我去扔一下啤酒瓶，就走出了网吧，一个人站了一会儿。外面冷飕飕的，没下雪。

二

新年过后我还是老样子，日复一日开电脑、关电脑，蹲在网吧门口一边吃饭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撒哥食量增进，开始发胖，盼望着他将在仲春举办的婚礼， 并从早到晚念叨着他那个将要和他结婚的女娃。二月底的时候他要准备收拾东西走了，刀总特意回来和他作别，说小撒为我们网吧做出了很多贡献，预祝小撒新婚快乐，早生贵子，白头偕老，并塞给了他一个红包。撒哥很感动，当天晚上拆了红包，拿了些钱出来说要请我和虎子吃饭。虎子说，咋舍得让哥破费呢。撒哥说你他妈跟我在一起混了快两年了，还是一天到晚这么假惺惺，没真把我当哥。我们三个去吃了火锅，坐在开着大灯、吹着暖气的高档饭店里。虎子有点紧张，说从来没进过大饭店，不知道该咋办。撒哥说都别客气，跟在咱自己家里一样就行了。他很豪气地点了一大堆肉，羊肉牛肉猪肉鸡肉鱼肉，我好像从来没有一天之内吃过那么多肉，连过年都没有。啤酒也是好喝的，和我们平时喝的廉价酒完全不同，一口酒灌到嘴里，甜津津的麦芽的香味瞬间在唇齿间弥漫开来，咽下去从嗓子到胃都热了起来，让人全身暖烘烘飘飘然。

那天我们似乎都喝得有点多，或者说被暖烘烘的热气和麦芽的香味弄得神志不清了，我甚至都一度怀疑那天晚上是不是我们都在做梦，但反正，第二天白天我们清醒之后，虎子把三十张一百元钞票在桌子上铺开，我觉得无论我接受和相信与否，这诡异的事情确实发生了。我们喝多之后瘫在椅子上隔着火锅的热气聊天，邻桌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人走了过来，说小兄弟们，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他这样有礼貌的搭话方式让我们都吓了一跳，一时半会不知道该说啥。他索性直接从旁边的桌子拉了一把椅子，坐到了虎子旁边。他轮流和我们几个寒暄，询问我们的工作状况，脸上挂着温文尔雅的微笑，对我们的话表现出莫大的兴趣。说到一半，他还起来给我们所有人倒了酒，让我更加无所适从。最后他转向了虎子，表情更加亲切，问，小兄弟，你这个项链是哪来的？

他说的是虎子脖子上挂的一块石头——黝黑，坑坑洼洼，特别难看，反正我从来没注意过。虎子说，这是我妈给我的。白衬衣男又问，可以给我看看吗？虎子有点犹豫，小声嘟囔说，我妈不让我随便摘。但他看这男的彬彬有礼的样子，还是取下来递给他了。白衬衣男捏着看了一会儿，很小心地问，小兄弟，你能把这卖给我不？虎子有点愣，又开始重复，说这是我妈给我的。白衣男人沉吟了下，说，这样吧，我也是诚心喜欢你这小玩意，我说个价，三千，你看能卖给我不？我们几个都愣住了，撒哥似乎想开始喷脏话，但是嘴张得太大，是啥都说不出来了。男人看我们没反应，直接从屁股后面掏出钱包，从里面数了一摞钱出来，塞进了虎子手里，说了两句表示感激的话便立即离开了，留着我们在原地瞠目结舌。

我都不记得我们是怎么从椅子上站起来，怎么回到酒吧的，也不记得回去之后做了什么——我以为我在做梦，索性就继续把梦做下去，也懒得再努力去记住什么东西。但第二天起床之后我闻到我脏兮兮的衬衫上散发着火锅的味道，看到虎子对着一大把钱发愣——这他妈的的确是真的。吃火锅是真的，那个男人是真的，这把钱也是真的。虎子喃喃低语，说我要走了，我不干了。我和撒哥问，那你去哪呢？虎子说，我回去卖天珠，我家还有好多，我村子里大家都有好多。我问，天珠是啥？虎子说，就我昨天卖了的那玩意。他开始收拾东西，把衣服胡乱塞到一个麻袋里，准备着下一秒就要离开。我说，你别傻了，那破石头谁买呢？他似乎很震惊地转过头来看着我，大声说，有人买，有人买啊！昨天我不就卖出去了吗？卖了三千块钱！他似乎是过于亢奋了。撒哥冲我摇了摇头，让我别管他了。就这样，在那个料峭的春日，我本以为要送行撒哥，却没想到先送走了虎子。他在正午时分大步流星地离开了网吧，肩上扛着一个被撑得鼓鼓的布袋子，头上顶着早春的太阳和万里无云的天空。那时他刚刚十七岁，我们只认识了半年，但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勇敢和坦荡的样子。

我和撒哥继续在荒僻的网吧后屋里抽烟喝酒，虎子就这样干净利索地消失了。我们想看他会不会写信过来，但很显然并没有。两周后撒哥也与我辞别，回到了都江堰。刀总还没来得及张贴招聘广告，网吧突然就只剩下了我一个，让我有些孤单，刀总看我忙不过来，白天时不时过来看店，但每到晚饭时就会匆匆回家。又是两周过去，网吧来了新的网管，虎子和撒哥却音信全无——事实上不光是这两周，而是接下来的两年，甚至是再接下来的二十年，我都没有收到过他们的任何信件，也没有听说过任何关于他们的消息。这事儿把我弄得很难受，让我一度以为我的记忆是不是出了问题，有没有可能这两个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尤其是后来我的记忆出现问题之后，我更加强烈地去怀疑这一点。唉，但是再怀疑都无济于事了，不管这两个人是真是假，我都不得不承认，是他们塑造了未来的我——不过这也都是后话了。

唯一让我有点振作的事情是我终于收到了家里寄来的信，大多数是我妈的絮絮叨叨，可说来说去就是那么几句，无非是他们也想我，等着我回来。我爸一直疏于言辞，但在这封信里面也写了不少话。他说，儿子，听闻你在成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我非常高兴。祝你：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新来的两个网管是马蜂和小河。马蜂是地道成都人，满嘴的成都脏话，说得比撒哥还熟练。小河是河南人，初次见面觉得有点憨钝，熟悉之后发现是个很聪明又厚道的小伙子。他们都很稳重，不像虎子那样冒冒失失的。可我总是无法和他们真正地熟络起来，有很多话我总是觉得没法跟他们说，咋说咋别扭。我逐渐放弃了与他人正常地交谈，也懒得邀请他们和我一起起床、吃饭、撒尿和睡觉。我恰如其分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时候我一天连三句话都说不了。夜里我常常睡在自己的床上，听着马蜂和小河说着悄悄话，天马行空地谈他们的过去和未来。我也挺感兴趣，就静静听着，可是从不插嘴，也啥都不评价。不过他们俩对我的评价还很高，有时刀总问起，他们都说我是个很好相处的人。我觉得挺好，一般情况下让人觉得好相处的人，都是些可有可无的人。我知道我是个可有可无的人，对于他们，对于成都，对于这个世界，除了对于我爸妈。一年了，我第一次感受到有点真心地想家了。

我又继续浑浑噩噩地过了半年。夏天到来，气温升高，我常常梦到那天坐着火车的场景。平原上阳光富裕，土地肥沃，麦子整齐，我满怀着得到自由后的激动与窃喜。梦里的我无忧无虑，醒来后的我仍旧会嘴角上扬，无比庆幸与感激载着我逃离过去的那列火车。然后我会有点思念我爸妈，我就准备给他们写信，想说说我的近况。结果这封信用了一个多月才写完，因为我确实懒，而且也确实无话可说，偶尔有了灵感就挤出来几句话，添在信纸上。在信的最后，我说，今年过年争取回家来。我这话是真心的，我确实准备回家，钱也攒得不少了。我照例往信封里塞了几张钞票，趁着夏天结束之前把信寄了出去，然后秋天就到了。成都的早秋和夏天没啥区别，仲秋冷热交替，晚秋和冬天没啥区别。秋天过完之后，我就着手准备回家的事情。我一个人去了荷花池，在数不清的摊位上挑衣服，用不太流畅的成都话和摊主讨价还价。最后我给我爸买了一件深红色的羽绒服，给我妈买了件厚毛衣和半身裙，在店主的劝说下又买了一条加厚丝袜，花了不少钱，但还挺有成就感。我跟刀总说了要回家的事情，他欣然允许，说初八前回来就行。至于马蜂和小河过年去哪，我毫不在意。二十八的晚上我收拾了行李，扛到肩膀上，准备出门。马蜂说了句，走啦？我点点头，马蜂爽朗地笑了，说，代我给叔和婶问好。我心里泛起一点感激，郑重地点了点头，就走了。我在火车上站了一夜，又坐了三个小时又冷又挤的大巴车，最后提着包裹站在了我们村的村口。

我其实有些失望，这里跟过去比什么变化都没有，还是那样荒芜而破败。看样子不久前是下过雪，空气中泛着一层薄雾，地上的雪堆和泥土混在一起，又湿又脏。村子里也没什么人家张灯结彩，气氛说不上是萧条，但冷清又压抑。我走到了家门口，突然觉得一切都很无趣，我从来就没那么想家，也没那么想见我爸妈。我甚至连家门都有点不想进，最好放下东西就走。但理智还是压倒了我这种自私的冲动。我走进了家门，扯开嗓子，表现出很喜悦的样子，吼道，爸，妈，我回来了！

我其实也设想过我们见面时他们的样子，我以为他们会苍老、年迈很多，白发苍苍，脊背微弓，眯着眼睛打量着我的样子然后哭出来，就像我中学读过的煽情记叙文里写的那样。但实际上他们俩都没什么变化，没变老也没变丑，岁月就好像没有流逝过一样。我爸还是不爱言辞，背着双手站在一侧。我妈确实哭了，她紧紧抱着我，挤得我肋骨生疼，她重复着没完没了的絮絮叨叨，说我高了，又说我瘦了，是不是没吃好，如此之类。我把她扶进了家门，从包裹中取出了给他俩买的衣服，让他们试试。我爸把羽绒服往身上一套，说，不错，很合身。我妈拿出毛衣和裙子，又哭了，说儿子呀，你妈我一辈子没穿过这么艳的衣服呀……她嚎啕大哭，惹来了左邻右舍的人，人们簇拥着想往我家挤，问着发生啥了？一个声音在人群中传出来，喊着，李婶的儿子从成都回来了，给买的漂亮衣服，李婶感动得哭呢！大家一听就纷纷笑了起来，说李婶真有福气，还有人来摸摸我的头发，拍拍我的肩膀，说一甲有出息了，好好孝敬你爸妈，然后就又散去了。我说，妈你别哭了，把衣服试一下。她回屋换好衣服，啜泣着说，啥都好，合适得很，就是腿有点冷。我说还有条丝袜，加厚的，你也穿上试试。她这才发现还有条丝袜孤零零地躺在衣服袋子里，就又进屋穿上了，然后走到我家破破烂烂的穿衣镜前，在镜子前照了又照。她照了一会儿，神情逐渐扭捏和害羞，就像二十岁的大姑娘。她小声问我爸，我好看不？我爸说好看，我儿子真会选。

从初一到初七我妈都穿着这身衣服。突然间她就似乎抛却了过去那个我熟悉的模样：软弱、粗野、多事又哭哭啼啼，她不再像过去那样甩着胳膊迈着大步走在村里的泥地上，嘴里一刻不闲地说着别人的闲话；相反，她突然安静了下来，小步走路，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笑的时候居然开始捂嘴。她对我说话也柔声细语了许多。实际上她对所有人说话都温柔了起来。她的转变让我觉得有些陌生，甚至有些恐惧。她不再呵斥我和我爸的懒惰无能，也不再扯着嗓子对邻居家的小孩喊话。她开始对人说“请”和“谢谢”，这让我惊诧至极，因为我这十八年都没怎么听别人说过这两个词。她充满慈爱地叫我吃饭，催我睡觉，询问我是否愿意做点家务——这太恐怖了，我拿起扫帚就窜进了另一个房间里。我可能用了三四天才开始适应了她的转变，并开始可以泰然处之，开始试着心安理得地接受她馈赠般的爱与温柔。我好像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学在作文中描写过的亲情。那时候我挖空心思也找不到任何与亲情有关的事迹或者情绪，我只能干巴巴地写下，妈妈每天给我做饭，因为她爱我。为了不使我的文字过于苍白，我就详细写了我妈做饭的样子，又编了一段我生病时她喂我吃饭的情节。结果还被语文老师表扬了。她在课堂上表扬了我并朗读了我的作文，读完后居然流下了眼泪。我很不理解，也无所适从，因为实际上在我的记忆中她从来没给我喂过饭，连给我夹菜都没有过。而当我终于可以体会到亲情的时候，我已经厌倦了我的家乡和这个家庭，并也已经成了这里的过客。我妈的一切行为只是给我带来了陌生和困惑，无法弥补我乏味的童年——但我从来没有要求或奢望她弥补什么，她含辛茹苦地抚养我长大，这已超乎大多数母亲了，她毫无在我身上倾注显式的爱的职责。

我在她突然降临的爱中度过了一周，便在冬雪中又回到了成都。那天雪花一直纷纷扬扬，我妈陪我走到汽车站，沉默和寒冷笼罩着我们。她走在我身边，我低着头看着地面，余光里她鲜艳的半身裙一闪一晃。一路上她奇迹般地没有滔滔不绝地说废话，也没有鬼哭狼嚎地抽泣，直到我站到了大巴车旁边，她都沉默着。我开口道了别，坐到车上。最后车子发动时，我看着她站在车窗外，浑浊茫然的眼睛中静静流出泪水。

我回去之后一如既往地过着和之前类似的生活，我放纵却又疏离，不与人来往，也从不联系过去的故友。马蜂和小河依旧从早到晚呆在一起，我更显得形单影只。可这里还是比家乡好太多了。即使我是孤单的，我不会感受到我与这个世界存在距离。相反，我觉得我与世界是一体的。我甚至有时会觉得成都才是我真正的家，它接纳并包容了我的一切，同时赋予我自由。我像一个热恋中的少年一般迷恋着这座城市的一切，它的温度，它的潮湿，它的细弱连绵的雨季，它的有时柔和有时耀眼的太阳。这一切都是属于我的，并也将永远属于我。

三

而就是在这个春天我第一次遇到了她。那天是三月一号，春寒料峭，但万物复苏。日落时分，我在网吧里面扫地。她就这样闯了进来——倒也不是闯了进来，她踩在门框上，一半身子在门外，被斜阳照得发亮，而另一半身子在门里，昏暗阴沉的房间让她的这一半身子显得弱不禁风。我们三个都停下了手中的事情，有些迟疑地看着她。我们的网吧很少有女人光顾，若真有一般也都是来抓人的——年轻女人抓老公，中年妇女抓儿子。但她的样子让我们看不出来她的意图。她站在门框上和我们相视很久，终于迈了进来。她紧张又警惕的眼神在我们身上扫过，后来落到了我身上。她开口问，哥哥，能给喝口水吗？我赶紧找了个纸杯，给她倒了杯水。她倚在斑斑驳驳的墙上，开始喝水。我这时开始仔细打量她。她应该不超过十八岁，看上去瘦弱又无力，微微弯曲的短发浸了汗水，贴在她的脸颊上。她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衬衫，领子已经洗得发黄。她喝完了一整杯水，抬头看着我们，目光中掺杂着孤注一掷般的坚决。她用有些颤抖的声音问，哥哥，你们平时去哪里耍小姐？我们被她问得一下子目瞪口呆，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见我们不答，调大了音量又问了一遍。马蜂结结巴巴地小声说了一句，最近的在玉泉路。她点了点头，嘴角扬起一丝倔强的弧度。她紧紧攥着纸杯，转身就走了出去，没有再看我们一眼。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给她倒了一杯水，没跟她说话，就让她消失在了苍茫的暮色中。事实上，后来我再回忆我们的初遇时，她的外表、神情与声线，似乎都是我添油加醋捏造出来的，我怀疑实际上那天我根本就没记住她的样子，甚至连那件浅蓝色衬衫都有可能是我杜撰。我想，如果我的生命可以再来一次，或者只是如果我可以重新回到那一天，我一定不会让她头也不回地离去。我可能是没办法阻挡她的脚步，但最起码我可以跟她说几句话，最起码可以盯着那双警惕的、但实际上如春色般柔媚的眼睛，让时间在她年轻而瘦削的脸颊上稍稍定格片刻，或者最起码把她真实的样子刻在记忆中。一想到这里我就懊恼不已。我又没有提前预知未来的能力，也不擅长留心于我冗杂无聊的生活，因此每当我想重温某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总会发现它早已被淹没在波涛般的细碎的记忆中，因此我只能去重构，甚至虚构，而我又说服不了自己去相信这些，因此我面对回忆时总是在不断怀疑。现在我甚至要开始怀疑那天给她倒水的是不是我了。也许根本不是。也许我当时在网吧后面扫地，根本都没见她。我每次想到这些总会感觉一片混乱，一切都是似真非真，让我又惶恐又惊慌。其他的事情上我可以欺骗自己。但对于她，我实在不想给记忆中掺杂任何谎言。可是实在是无济于事了，我只能偏执地认为这就是我们初遇时发生的事情，以及偏执地去愤恨。

那天她离开后发生的事情我是不得而知的，我只在大约半年后听过她的转述。而这些转述究竟是真是假，有多少她隐瞒的成分，我更是不得而知了。我更宁愿去全盘相信她所说的一切，而也因此每当我想到她离去的身影更加痛彻心扉。就她所说，事情应当是这样发展的：她离开后绕着这篇街区磕磕绊绊走了很久，四处询问才找到了玉泉路，然后她在地摊上花了五毛钱吃了一碗最便宜的面，一直坐到了晚上十点，直到整条街陆陆续续燃起半明半暗的黄灯。她盯着那几家按摩店和理发店看了很久，终于从一家店门里面走出来了一个穿短裙和黑色丝袜的女人。她便当机立断地走了过去，不带任何犹豫地说，我也想做妓女。黑丝袜女人听完震惊得把手里的烟掉到了地上。她骂骂咧咧地拾起了烟，开始一系列连珠炮的辱骂和询问。但她最终还是接纳了她，尤其是听说她还是雏儿之后。她接受了一周的培训，初夜卖了一大笔钱，然后又在继续黑白颠倒地干了四个月，然后便离开了——而那便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或者至少是我记忆中我们第二次见面。那是一个在燥热的夏天里平平无奇的黄昏，她如孤魂野鬼一般在成都的街道上飘荡，没有一个人认得她，她也不认得任何人。她在地摊上买了一朵塑料做的小白花，戴到了头发上，然后继续飘荡着，直到经过我们的网吧。

我当时正蹲在门口吃酸辣粉，来南方这么久，我都没有改掉蹲着吃饭的习惯。我看到她从榕树下走过，瘦小的肩膀撑起一条皱巴巴的连衣裙，裙子下露出她洁白而细弱的双腿。我当时并没有认出来她是谁，但她的身姿让我蓦然想到中学时那个头也不回离开学校的女同学，我担心再感到那一天的失落，因此我站了起来。她在榕树下停住了，她眯起眼睛打量街道，看上去茫然而又无助。我有点想叫住她，但还没等我开口，她的目光就和我的目光撞到了一起。我们四目相对，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一秒，也许是一分钟，也许是夕阳落下、黑夜降临的整个过程，最终她缓缓向我走了过来，而也就是她走到我面前的一刹那，我认出这就是那天贸然闯进网吧的姑娘。她垂下头，低声说，哥哥帮帮我。我觉得她看上去很难过和沮丧，因此我本以为她会哭，我甚至还在思考如果她哭了我该说什么，或者该怎么办。可是她也没有哭，她只是有点小心和犹豫地站在我面前，随时都可以走开。

我说，你是不是迷路了？你住哪，我送你回去。她说，我没住的地方。我又问，那你家人呢？她说，就我一个人在成都。我于是猜测她和我一样独自来打工，可能因为什么原因被辞退了，现在无处可去。我把没吃完的粉端在手里，站起来把网吧的门推开，示意她进去。我给她随便拉了个椅子，让她坐下休息，然后坐在她对面，一边吃粉，一边思考着该跟她说些什么。那天很热，但网吧里没什么人，我们为了省钱就没开空调。她低着头没看我，我不知道她是羞怯还是谨慎，但她的确一言不发。我觉得如果我不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的话，她就会一直这样坐着。我们这样相对地坐了很久，直到我把一碗粉吃完。当我放下筷子后，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像是要说话，但还是没开口。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我有点抱歉又尴尬地对着她苦笑了一下，旋风般闪出了网吧，在门口差点被绊倒。我去给她也买了一碗粉，端了进来。她瘦削而无助的脸上浮现出转瞬即逝的、象征着幸福的笑容。她很轻地说了一声谢谢哥哥，然后埋头吃了起来。

四

那天晚上我几乎寸步不离地陪在她身边。她跟我说了她的名字，但我已经忘了——每当我想起来这件事情我都心痛如割。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情。更让我难受的是，我其实从来就没有记住过她的名字，而且我也从来不在乎这件事情，直到那天警察来问我——哎，我还是不要过早地提到这件事情。如果可能，我真的不想让故事发展到那一天。那一天，我以为我在经历我潦潦草草二十年的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结果当我突然意识到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的时候，我终于撑不住了。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了。我还是继续讲那天晚上吧。她跟我说了她的名字，随后告诉我，叫她静静就行。我点了点头，她又说，她家在遂宁旁边的一个村子上，涪江就从她们村前流过。我不知道涪江是啥，她说是嘉陵江的一个分流。我又问嘉陵江是啥，她说是长江的一个分流。长江我知道，我就又点了点头。然后我们就没说太多话了，但我一直陪着她，最后她趴在一台电脑前面睡着了，我坐在她旁边，不久后也睡着了。

接下来的几天，她白天出去试着找工作，但总是无功而返。她说正经的活都不给女人干，我说那咋可能，照你这么说，天下女人都不工作啦？我劝她去打听打听其他女人都在干啥。她说，要么等着下岗，要么就在卖淫。她的语气有些凶狠，我立刻不敢再说了。但我的确挺心疼她。我每天反正在网吧足不出户，就给她买早饭和晚饭。晚上我在仓库里架几把椅子让她睡觉，我守在门口。除此之外，我也没什么能做的事情。马蜂和小河逐渐感到不对劲，因为我几乎不去后屋和他们一起睡，而他们也常常看见静静和我一起吃晚饭——最后他们终于忍不住了，问我，你在网吧里留了个女人？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我无法否认，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胡搅蛮缠了几句，说我实在看她可怜，让她暂时住几天而已。他俩支支吾吾地说，甲哥，其实，你也可以让她睡你床上，咱房间里，拉个帘子就行。我们不跟刀哥说，就行了。我有些惊恐，说你们想啥呢，就不是那样子的。可是从那之后他俩总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但我可以发誓，我对她毫无非分之想——最起码当时没有。

每天晚上她两手空空地回来之后我们就坐在一起。最开始几天我们很少交谈，甚至有时整夜整夜不说话，她例行公事般地给我汇报一下当日找工作的进展。她兴许是认为自己是寄人篱下，这些话必须得讲，但其实我并不怎么想听。不过也没啥，我一天到晚也是闲着，她说什么我就耐心听着什么。逐渐地我也开始讲起我乏味的生活，比如——今天网吧飞进来一只小鸟，我和小河追着想抓，没抓住。下午又来个女的，抓她儿子，从厕所打到门口，一边打一边骂。她也会耐心地听着。我们晚上聊得越来越多，好像也就熟悉了起来，她跟我说话稍微勇敢点了。有天晚上她好像鼓足了勇气一样，恳求着问，能不能给我玩玩电脑？这点权利我还是有的，我连忙殷勤地给她开电脑，嘴上说着，你想玩啥，我教你。她略微带点嫌弃地说，我自己会玩，我上高中学过。我立刻回应道，我也上过高中。她扭过头很认真地看了我一眼，仿佛是相信了我的话。电脑轰隆隆地开机了，她点开搜狐，输入几个字：贝多芬。她问我知不知道贝多芬。我说当然知道，语文课本里讲过，一个眼睛瞎了的钢琴家。她说，差不多，但不太对，贝多芬是聋了，眼睛没瞎。我说肯定是你记错了，耳朵聋了还咋听音乐，咋弹钢琴？她又说眼睛瞎了连琴键都看不见，咋弹钢琴？我们争执两句，也不知道谁是对的。她用鼠标点了半天，终于点进一首音乐里面。钢琴声逐渐地从扬声器里面传出来。她很高兴，跟我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月光曲。我们安静地听了一会儿，她问我感觉咋样。我说听不太懂，就是感觉很高雅。我又问她感觉咋样。“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遍了银光。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缕轻纱似的薄云。”她背诵了一段文绉绉的话。她说这是语文课本里描写的月光曲，她一直特别想听，今天终于听到了，真美啊。我听着她的描述，好像也看见了月光。这时候月亮的确皎洁地照耀在我们头顶。那天我们听完音乐之后站在外面乘凉，成都的月夜特别晴朗，月亮把她的眼睛都照得闪闪发光。我猜此时此刻月光也照在她家门口的涪江和我家门口的泥石上，以及我从来没见过的大海上。

听贝多芬的夜晚仍然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我也很少把任何事情记得像那天晚上那么清楚。说实话，迄今为止我都不知道贝多芬到底是聋是瞎，因为我根本不敢去查——我怕我一旦知道了真实，就会开始淡忘那天我们听音乐前寥寥数语的争执不下。人有的时候就会这样活着，为了某些不值一提、甚至逐渐枯萎干瘪的回忆，宁可抗拒得知真相的机会。

晚上我们站着聊天。我们寒暄了挺长时间，讲了讲自己过去的事情。我说我的人生百无聊赖，一直就在读书学习，没啥别的爱好特长，高考落榜一切完蛋。她问我，那你学习到底咋样？我说也就那样吧，虽然大人都说我学习好，尤其是我妈。我给她讲了印刷厂厂长的儿子没考上重点高中却考上了大学，巨大落差让我妈濒临崩溃的故事。她听完严肃了起来，就着这个问题开始追问。她问，厂长儿子考上的就是你报的大学？我说是啊，那学校可好了，毕业包分配。她说，现在学校毕业都不包分配了。我问你咋知道，你又没上过大学。她好像突然生了气一般，瞪了我一眼，但眼神又软了下去，好像有些委屈。她又问，厂长儿子学习跟你比咋样？我说那肯定没我好，初中我俩就一个班，他那点脑子连分数的加减都算不清。她轻轻叹了口气，说，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讲。我倒略微嫌弃起她来，说，你跟我有啥不能说的。她又看了我一眼，似有犹豫，还是开口了。她说，甲哥，我觉得你被骗了，厂长儿子可能是顶替你上了大学。我有些震惊，问这还能顶替？她说很多人都是顶替别人上大学，把名字一改，拿着录取通知书就去了。她问，你填志愿的时候，地址填的哪？我说就填的印刷厂家属院呗，我家就在那儿住。后来搬回农村住了，回去问过几次，都说没寄录取通知书来，啥都没寄来过。她说那不可能，高考成绩单肯定要寄回来的，你收到高考成绩单了吗？我说我也没。她说，那肯定是这么一回事，厂长把你的信截胡了，成绩单拿走了，通知书也拿走了，让儿子用着你的名字上大学去了。我还沉浸在震惊中无法自拔，问，真的假的啊，还能这样？她说，当然是真的，我其实就考上大学了，但我爸把我的名额卖给了他们村里一个干部的女儿，卖了两千块钱。成绩单和录取通知书都给人家，人家直接就风风光光地走了。她说完就沉默不语，似乎在回忆，让我有点为她感到难过。我想起了虎子的一颗天珠就卖了三千块钱，更加难过。她又看向我说，我以为自己都够惨了，没想到还有你这种活生生被骗了的人。她说完就开始哭，一边哭一边痛诉社会不公，痛诉官僚体制。我的脑子有些混乱，我一边乱七八糟思考着她说的顶替上学一事，一边试图听懂她到底在控诉什么，又一边想着该怎么安慰她。最后她抽噎着说，甲哥，咱俩真是患难之交。她抬起头来看着我，她眼中闪闪的泪花与倔强的眼神让我杂乱无章的心绪蓦然安稳下来。她面颊上的泪痕仍反射着月光。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无比的平静。我看着她的眼睛，缓缓地伸出了手臂，轻轻搂住了她。我惊异于自己毫不紧张或胆怯，而且完全相反，我感到的只是坦然，就仿佛这个拥抱是命中注定、不可抗拒的天意一般。她没有躲闪，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抚摸着她的长发，让她的脸贴在我的胸口。

一周之后她找到了工作。那天我照旧给她买了晚饭，等着她——她往往会在日落前就回来。但那天直到夜幕彻底降临，她都没出现。我有些担心，已经开始准备着去找她。就在我尚在犹疑究竟该往哪边走时，才看到她从长街另一端正往回走。她的步伐比往日看上去似乎要更为轻盈，好像轻松了许多。我有些惊讶，遥遥望着她走来的方向。她应该是看到了我，便加快了脚步，甚至蹦跳了起来。她跑到了我的面前，对我说，我找到工作了。她说完便紧盯我的双眼，带着些稚气的快乐快要从她的眼睛中迸射了出来。

我也很高兴，问她找的什么。她说就在不远处一家超市当收银员，两周前就去问过一次，人家不招，结果今天又路过，听说之前的收银员回老家养胎去了，上午才走。老板看她年轻，还对她将信将疑，她干脆立刻顶上了这个职位，干了一下午，手脚麻利，算术又算得清楚，老板就留下了她。我问她工资咋样，她说一个月一百五，早出晚归，但工作不算辛苦，还管午饭和晚饭，就是没宿舍。我说那也好得很，你住我们这里就行，挣得比我还多。她有些羞怯地笑了笑，小声说，甲哥你真好，照顾我这么长时间，谢谢你啊。我有些紧张地说，静静，你，你不用跟我说谢谢，你这苦尽甘来了，咱都高兴。她认真地点了点头，突然踮起脚尖在我脸上亲了一下。我当即有些不知所措，愣着站在那里，看着面前的她有些狡黠地笑。我们对视着，一直没说话。那时天已经很黑了，我们站在街灯都照不亮的地方。只有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烁烁，犹如跳动的火苗。突然她的笑容褪了下去。她又忧郁了起来，轻轻地问我，甲哥，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她看着我，眼中的光芒好像愈加滚烫，我的脸颊上刚刚被她亲过的地方似乎也在不断发热。我感觉回答已经是多余的，所以我什么都没说，而是又一次搂住了她的腰，并吻了她。

所以我们就相爱了。从那天起，她每天早早就出门工作，直到天黑才回来。我们的话又开始变少，她看起来总有些疲惫，我们又回到了最开始那样整晚不说话的状态，有时我们只是坐在一起，听着电脑里放她搜寻来的音乐。有一天她枕在我的怀里，电扇嗡嗡作响，灯早就熄了。黑暗中她似乎在哭，因为我感到有她潮湿的眼泪滑落在我的手臂上。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她想起了哥哥，就忍不住要哭。我沉默片刻，并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因为我之前甚至没听她说过她还有个哥哥。我想了想，就说，在外面打工想家很正常，我也经常想家，没事的。她又说，我一点都不想家，我只想哥哥。她开始低声地啜泣，我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但还是不知道要说什么。网吧的门没关，凉凉的风吹了进来，混合着花的香味。我想起来春天的时候，整条街也是这样日复一日被花草的香气萦绕着，在香气中，春天似乎永不会结束。我好像被割裂为两个人，一个我仍坐在此处，正在为她拭去泪水，等待着她的沉默或是倾诉；而另一个我已经走出敞开的门，想要去寻找那香气的来源，或者说在香气的尽头寻找到春天。我终于判断出那样无孔不入的清甜是桂花的香气，而也就是那时我突然醒悟到，秋已来临。与此同时我意识到明日便是秋分，太阳将不断移向南半球，离我们愈加遥远。因此为了躲避寒冷，我们只能愈靠愈近。我搂紧了她的身躯，而这时她直起身看向我，眼中又充满了那种柔和的坚定，与似已下定决心的悲哀。我知道她要准备说些什么。

她问我，你为什么从来不问我过去的事情？我回答，你不是都跟我说过了吗，我还有啥可问的。她说，我刚来成都那几个月的事，我可从来没跟你说过。她看着我，仿佛在刻意提醒我回忆我们初春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我回答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你不想说的话，我也不会问。她反问，那如果我就想跟你讲呢？我认真看着她的眼睛说，那我就听。她可能是觉得自己的暗示还不够，于是强调说，我当过小姐。我说，那我也不在乎，我喜欢的就是现在的你。我们久久对视着，沉默又开始蔓延扩散，我在等着她开口，而她似乎在判断我所说的真实性。

最后她对我讲了所有的事情——或者说，她声称的所有的事情——就在这样沉寂平淡、昼夜等长的秋分。期间秋蝉一直在房外低鸣，桂花的香气始终肆虐，她的讲述偶尔会被无法控制的啜泣所打断，每到这时，我就把她揽入怀中，抚摸着她的长发，等她平静下来。

五

静静出生在一个寒冷的雪夜。遂宁南部的冬天常年湿冷阴沉，乌云常常密布，降雪十分罕见。因此当她降生在一个风雪狂乱的日子时，村中的老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这是祥瑞的征兆，但又有人对这极其异常的天象怀疑不已。那天她的父亲于晚饭后出门砍柴，回来时被突袭的暴雪拦在半路。她的母亲即将临盆，整晚在寒风侵肌的炕上辗转呻吟，但家中剩余的柴火甚至已不够再烧一锅热水。最后她年仅五岁的哥哥在祠堂外的院落中伴随着风暴撕心裂肺地嚎叫，终于引来了几个村民。他们找来了稳婆，围聚在她家的院子里，在狭小简陋的正房内手忙脚乱地搬运柴堆并生火烧水。雪越下越大，她家门口的人也越围越多，人们似乎都在焦灼而好奇地等待着这个与暴雪共同降生的孩子。午夜时分房内传来一声细弱却清脆的啼哭，稳婆疲累而喜悦地从产房走出，走向翘首盼望的人群。“是个女孩，母子平安。”稳婆说道。人群中发出欢呼，而这时她那为了砍柴历尽磨难的父亲才刚刚走进了院子。他身上沾满了雪片，被冻僵了一般木然地站在人群中间。他似乎坚信这个孩子必与这个雪夜一般非同寻常，因此当他听见“是个女孩”时，嘴角不受控制地抽动了几下。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茫然失措地接受着村人们的祝福。人们都以为他是被撼天动地的寒冷与幸福冲傻了头脑，没人看出他心中的困惑与失望。

遗憾的是，瑞雪兆丰年的祈愿并没有按常理发生在那一年的秋天。春耕之后遂宁大旱三月，忧虑笼罩着整个村庄，炎夏过后，竟有成亩的稻田中不结一粒粮食。当人们都在想方设法熬过灾年之时，静静的父亲愈加猜忌地端详着他出生不久的女儿。那时他的儿子已经是村中闻名的聪明与懂事，雪中呼喊救母一事被乡民们口口相传。因此，甚至在静静学会开口说话之前，他就已经对这两个孩子有了隐晦的评判。他可能总归是感到遗憾，总想再要个儿子——但无论他如何努力，静静的母亲再也没有怀孕。终于在静静五岁的那一年，他放弃了这颠扑不破的理想。他坦然接受了这一对儿女，并从此携带着一成不变、根深蒂固的偏见，坚信儿子终将出人头地，而女儿最多只是一个陪衬，或者说——是可有可无的。

但无论父亲如何作想，静静和哥哥一天天地长大，都逐渐表露出了异于常人的机敏和聪慧。她的哥哥从小到大都是孩子堆里面最成熟、稳重的那一个，他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担任村里小学的班长，初中去了镇上仍是班长，高中考到遂宁一中，惊动了全村的人。他们从此对静静的父母也开始另眼相看，不敢相信这对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两口子竟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儿子。这件事也让静静的父亲洋洋得意了许久，总是似乎无意地提起他在县里读书的儿子，并沉浸在村民的赞许与夸耀中。但实际上，同一年静静的作文被送到省上比赛，赢了一个二等奖和一个铅笔盒回来。校长给她颁了奖，并让她在全校师生面前朗诵了这篇文章。这件事情也在村中传开，但她的父亲似乎不以为意。当她兴奋地向父亲展示崭新的铅笔盒时，父亲只是轻飘飘地瞥了一眼，并没有给一句评价，甚至连个“好”字都没有说。虽然这样被忽视的失落她已在单调乏味的童年中体会过很多次，但那一刻她似乎终于放弃了在父母面前为自己争得哪怕只言片语的表扬的机会。

有时她会由衷地羡慕甚至嫉妒哥哥。她也多次幻想是否有朝一日，自己能像哥哥一样受到父母的赞许与众人的瞩目。然而她又对这样的嫉妒感到羞惭不已——她认为与哥哥的无数美德相比，自己这样的情绪过于卑劣狭隘。更何况，从始至终，她都认为哥哥是世界上最爱自己的人。童年时她被班里的同学欺负后回家哭诉，父亲除了一顿讥笑与辱骂再无表示，只有哥哥会第二天陪她来到学校，大义凛然地警告这群不谙世事的小孩。过年村中吃席，她总被父母安排在桌上离饭菜最远的位置，只有哥哥会观察到她窘迫的样子，为她悄悄地夹菜。除此之外，她还认为哥哥学富五车，甚至超过了她的老师们。每次哥哥放假回来，她都会缠着他不放，要求他给她讲有趣的历史故事，朗诵她从没听过的诗词。他甚至能对地球另一端的国家侃侃而谈，说着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一类她听不懂的词语——她曾天真地以为自己上了中学也能变得这样博学多识，能像哥哥一样上一秒还在批判着王安石的变法，下一秒就在盼望着香港的盛大回归。因此她分外渴望着长大。

后来她在村里继续上初中。父亲没让她去镇里，原因是女娃自己走夜路回家不安全。那时候九年义务教育刚刚实施不久，村里的初中成立不久，“学校的老师都是咱熟人，离家又近。你去镇上我和你妈不放心。”父亲的语气不容置疑。她也接受了这一切。不久后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她的哥哥考上了四川大学。当天她上完了一个学期的最后一节课，从学校往家走，发现纵然太阳已经无限西斜，村中炊烟早该升起，但似乎家家户户都空荡寂静，甚至有的院子门没锁、狗没栓，整个村庄就好像慌慌张张地按下了暂停键。她第一反应竟是村中适才遭遇了一场恐怖的洗劫——她刚刚在历史课上学习了抗日战争，老师描述的战乱就是这个模样。她担忧着父母，心惊胆战地往回跑，却发现家中被挤得水泄不通，所有人又似乎都围在了她家中的院落。人们交谈着、欢呼着、惊叹着，有人带着年幼的孩子，有人搀扶着佝偻的老人。她勉强挤进吵闹喧嚷的人群，终于看见父亲站在院子中央，手里举着一张艳红色的纸，一旁是她的哥哥谦逊又儒雅地笑。当父亲还在耀武扬威之时，哥哥一眼在人群中看到了她。当时哥哥的眼睛撞上了她的眼睛，刚才刻意营造的谦虚瞬间被放肆的喜悦与骄傲所代替。他冲进人群把一脸茫然的她拉了出来，紧紧抱住她，把她的肋骨硌得生疼，在她耳边反复重复：“静静，我考上大学了！”她当时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是她从没见过哥哥这么高兴的样子，就和他一起笑了起来。那天之后她家中摆了三天的流水席，她每日和母亲从早到晚在厨房忙得不可开支，哥哥被父亲拉着从早到晚在村民间田埂上镇子里游街。村长专门请人做了横幅，将喜讯印在红布条上，村口、祠堂与她家各挂了一份。上一次引起如此剧烈的反响的事情还是苏联解体，再上一次就是她在雪夜中的出生——时至今日，遂宁都再也没有下过那么大的雪。

于是哥哥就去上大学了。亲戚们凑了些钱，凑够了哥哥四年的学费；她和母亲一起为哥哥缝制了崭新的衣服与被褥。送行那天全村人几乎都来了，人群聚集在村口，甚至还有邻村的人来看热闹，全都想一睹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尊容。哥哥背着行李往前走，频频回头，在人声鼎沸之中看向她和父母。他们走了很远，快要到了镇上，队伍却愈加壮大。终于到了不得不分别的时候，哥哥突然停下了脚步，冲着人群重重鞠了一躬，眼里噙了泪花，大声说道：“谢谢乡亲们！等我学成归来，一定为咱们村、咱们镇，为咱们全中国做贡献！”人群寂静了下来，刹那后便是雷动的掌声，遮天蔽日滚滚而来，撼天动地般回响。她站在人群中哭了，那时她才十三岁，并没怎么听懂哥哥在说什么，也不知道上大学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只感到哥哥如同要踏上战场的英雄豪杰，前途未卜，不知归期。她脑中乱七八糟地想起来哥哥给她教过的一首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此时此刻所有人都在为哥哥叫好，似乎都巴不得他赶快离开，只有她满心都是舍不得。她的眼泪黏在脸上，直到被太阳晒干。

哥哥虽然离开了村庄，但他的光辉却经久不衰地笼罩着所有人。村民们还会时不时地提起他的名字，学校里的老师拿他作为范例训诫孩子；甚至有时她放学回家，低头走在田埂上，都有人喊着她的名字，待她慌张地抬起头，冲她说：“静静，你啥时候能跟你哥一样出息呀！”每到这时她都感觉不知所措。父母亦沉湎在哥哥的光辉之中，似乎认为这是他们此生最大的骄傲，而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愈来愈对她视而不见。有一次她放学值日回家晚了，进门前还被夕阳的美丽余晖吸引了视线，站在台阶上看了几秒，就赶紧依依不舍地跑回家，却发现父母已经吃完晚饭，餐桌已经被收拾得一尘不染。她有些困惑与惊呆地走到母亲面前，直愣愣地站了一会儿，终于只是说：“妈，我回家了。”母亲“嗯”了一声，甚至没有看她一眼。

第二年过年哥哥回来了。他并未提前声张回家的日期，兴许是害怕又遭到一场空前绝后的迎接。哥哥并没有在家呆太久，据他所说还要回去勤工俭学。他悄悄地给她讲了许多成都的事情。街上跑满汽车，大厦高耸入云，夜晚灯红酒绿，街上到处都是唱歌机器——把一枚硬币塞进去，机器就会发出轰隆隆的音乐，人们可以伴随着音乐纵情歌唱。哥哥又说大学生每天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学习，剩下的一半时间读书、跳舞和写诗。说到这里，他从书包中掏出一本黑色封皮的书，郑重地递给她。“飞鸟集。”她念着封面上的字，以为是一本画满了小鸟的图画书，翻开后却满是一行一行的字。她困惑地抬头看着哥哥。哥哥为她解释：“这是泰戈尔的诗歌集。泰戈尔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翻到第一页，上面是他工整的字迹。他有些羞赧看了看她，低声说：“这是我写给你的诗。”他清了清嗓子为她朗诵了一遍。

献给妹妹

村庄中是我的妹妹
她和稻子一起生长
天亮时，风从我头上吹过
带着我的思念，吹向东方
我的妹妹，风带给你清晨的露水
带给你晴朗的月亮
带给你我的思念

他看向她有些迷茫的双眼，猜测她可能没听懂。但转瞬她就哽咽着说：“谢谢哥哥，写得真好。”她小心地抚摸着扉页的字，如同童年时抚摸哥哥结实的手臂与直挺的脊梁，她感受到温暖似乎透出纸张留在了她的手上。哥哥抚摸着她的头发，说：“你也应该多读诗，因为诗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崇高的生活。”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把飞鸟集端正地摆放在床头。七日后哥哥就启程了，那时尚未立春，肃杀的冬天还没结束，村里张灯结彩的喜悦也掩盖不住她的伤心。她和上一次在烈日下送行一般又流了满脸的泪。

她日复一日地诵读飞鸟集。从那以后，每次要写作文时，她总会择一句自己最新读到的喜欢的诗句，一番扩写后作为开头。这样饱含深情与诗意的语言让老师啧啧称奇，每次都要将她的文章开头作为范例朗读给全班。她越来越喜爱这本书，读飞鸟集已经成了她每日临睡前神圣的职责。无数个夜晚，就是在家里一盏枯黄的灯光下，冷淡的月光倾斜进窗，她倚着光秃斑驳的墙，读着书。看到诗人笔下暮色四合的山林、树叶细簌的深谷，她就想着自己的村庄，觉得花草似乎都更有了灵气；看到诗人歌颂爱情与上帝，她又感到迷茫，好像看到的是另一个世界。每次她完成阅读后会翻回扉页看着哥哥写的诗，最后盯着那行“献给妹妹”不断发愣。哥哥的字饱满、大气而热情，稍稍向右倾斜，如同展翅的飞鸟，铺排在干净的白纸上。

六

她说到这里就哭了。她哭得很猛烈，瘦削的肩膀颤抖起伏，我搂住她，却也无济于事。我也没吭声，直到她终于平静了，用充满哀伤的眼神看着我。我问，那本书现在在哪呢？我本想缓和气氛，但这个问题一问出来，她好不容易止住的哭声又续了起来。我就只能不再说话，等着她继续讲述下去。

她继续认真读书，愈加渴望成为哥哥那样的人。秋去春来，日子马不停蹄地过着，哥哥偶尔会寄信回来，给父母的是一封，单独给她的又是一封，大概都是在说自己的近况，劝勉她好好学习，信的结尾留下几行诗抄。暑假哥哥没有回来，第二年过年也没有回来。她写信去问，他只是说自己太忙，又要学习，又要挣钱。一直到她初中毕业，哥哥才终于回来。这次她看着哥哥觉得变了很多，他高了也胖了，衣着时髦又光鲜，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一直都是他在说话。他讲了很多，说学了多少先进的科学知识与技术，说难倒所有同学的考试，说自己兼职挣的钱不仅够花，还偶有盈余，说大城市多么繁华气派，想要什么东西都能买到。父母一直认真听着他说的每个字，赞许地点着头，眼神中充满骄傲。这一次他给家里带了很多东西回来，给父亲的烟与酒，给母亲的纯银首饰，还有给妹妹的书——东西外面都裹着鲜艳的红纸。他豪横地把这些礼物在桌上排开，让他们窘困贫穷、光秃秃的家里一下子熠熠生辉了起来。

她在哥哥走之前收到了中考成绩通知单，得知自己考上了镇上的一所高中。她很是惊喜，将这件事情在饭桌上宣布了出来。哥哥夸赞了她几句，看向父母，似乎希望着高兴的表情也能出现在他们脸上。但他们只是无动于衷，让哥哥很是尴尬。最后，他咳了两声，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妹妹考上高中了，是好事，我们都应该感到高兴。”

“家里没钱再供你上学了。”父亲突然抬眼看了看她，说道。这让她吓了一跳，因为父亲已经很久没有主动跟她说话了。

她不知所措地坐着，身体开始因为受惊与恐慌而发颤。哥哥吃惊地看着父亲，就好像出来没有见过父亲一样。他又看向母亲，想听她说点什么积极的话。但母亲一个字都没说——事实上她一直这样木讷地沉默寡言。他感到了一种由于不公平而产生的愤懑——他站了起来，说：“要是家里没钱，我就供我妹妹上学。”他当即拽着妹妹的手就离开了饭桌。他把她拉到卧室，说了很多话。他并没有埋怨与控诉父母，而是在说更高、更远的事情——最后得出一个核心思想。

“不论怎样，你都应该自信、自爱、自强。”他对她说。

所以最后她还是去上了高中，虽然比不上哥哥的万众瞩目，但也是风风光光地去了。父亲和母亲再次受到村民们的热烈追捧，父亲倒也沉浸在这份沾沾自喜之中，但她能看出父亲不动声色的厌弃。三年的高中时光只是如灰云般飘去，期间她的哥哥完成了学业，留在成都继续工作。在高中她终于逐渐学到了哥哥曾在她懵懂时交给她的知识，那些多年来让她在一知半解中盼望着成长的谜题被逐一揭开与答复。就是从那时起她开始感到时间从她身上流过，并且是不可逆转的。按理说当她的求知若渴得到满足时她应当高兴；可实际上，伴随着这份满足的还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忧伤。当她独自迎着春天的晚霞从镇里走回家，脑中还在温习一整天的功课，而在潮湿的景色中，被润湿的空旷的道路与田亩总让她快要遗忘了自我，仿佛穿越到四五年前的时光，附上了哥哥的灵魂，此时此刻走在泥路中、稻田旁、晚风里的不再是自己，而是她那众望所归、声名赫赫的哥哥。她猜测哥哥走路时应当是昂首挺胸、直面太阳的，他的肌肤与头发都该散发出明亮的光泽，而她也因当像他一样。也就只有在放学的道路上，她暂时丢掉一如既往的逆来顺受，挺起胸脯昂首阔步地往家走。她正在走的是漫长的成长之路，而这已是她哥哥回不去的回忆之路。她似乎预判到自己应当和哥哥走到同样的终点，即使哥哥永远都走在前方。尘土在她的脚步间飞扬，时间伴随着尘土被她踢踏在了身后。

哥哥时不时给她寄信过来，只是频率逐渐降低。她知道哥哥工作也忙，不敢多发信过去，唯恐打扰。在她高三那年的冬天，哥哥寄了一笔钱，要她无论如何都报名参加高考。他在信里说很想来陪她，但实在无法从工作中抽身。她抚摸着那张崭新平整的纸币落泪了。那时她异禀的写作天赋已在全校人尽皆知，甚至有一位语文老师断言她应当成为一个作家。多年来不曾间断的阅读塑造了文采斐然的她，在同学们传阅着琼瑶的小说作为爱情启蒙时，她已经读完了《简爱》和《呼啸山庄》。这位语文老师又断言她应该升入大学，在中文系深造，发表诗歌、散文与小说，然后名扬四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可她从未向父母提过要参加高考的事情，当班主任来询问她的意向时，她只是沉默。她很想考大学，但她知道父亲连报考费都不可能给她。她犹犹豫豫地告诉班主任家里没钱，却不曾料到他当即决定承担她的所有报名费用。那天她很想趴在这个不苟言笑的男老师怀里大哭一场，但胆怯让她说了句“谢谢老师”就满脸通红地离开了。一个月后组织高考报名，她交上了报考费，面对着班主任疑惑的眼神，她露出罕见的幸福而骄傲的笑容。“我哥哥给我的。他当年考上四川大学了。”她告诉班主任，仿佛这句话预示着她也能像哥哥一样，在考场上一骑绝尘。

高考结束后她呆在家里。她已经许多年没有终日呆在家了，而这一次她感受到了让人窒息的疏离感。隔阂在她与父母之间愈来愈重，他们全然漠视着她的存在。她沉默着帮母亲料理家务，沉默着在中午时分给田间劳作的父亲送饭，与他们的交流也只是沉默的言听计从——“明天做饭少放点辣。”父亲会头也不抬地把空饭碗递给她，并对她说道。因此，当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把铃铛打得震天响，从村口骑到他们家门口，喜气洋洋地喊着她的名字，引来众人围观之时，她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对一脸错愕的父母解释。那时她就已经懂得了被期盼与忧伤同时冲撞的感觉。她小心翼翼地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信，嗫嚅着对父母说：“我参加高考了。”她不敢看他们的表情，加之感受到自己身处众目睽睽之中，不知多少眼睛都盯着她手里的那封信，更加紧张了起来。她拆开信，“成都师范学院”几个红底黑字赫然映入眼帘。她紧紧捏着红色的硬纸，仔细看着上面写的字，得知自己已被中文系录取。她把录取通知书完全展开、摊平。那天本是阴天，可一瞬间和煦的阳光似乎突然冲破了漂浮的云层，照耀在了她身上，也把她手中的信照得清晰了起来。一瞬间她突然觉得人生豁然开朗，世界变得宏大广阔。“我将会成为一个作家。”她在心中断言。短短的几秒钟内她在脑中设想了接下来几十年的人生。她会来到成都，与哥哥相遇；她会在学校里学习如何写作，被培养成一个真正的作家，她的诗集将被印刷成千上万本，诗集的扉页应当印着“献给哥哥”四个字。她好像突然有了底气一般抬起了头，望向乌压压的人群。她从众人眼中读到了惊异、艳羡与赞叹。这样的眼神她曾见过——就在送行哥哥的那天，只不过那时目光都落在哥哥身上。

父亲从她手中拿去了录取通知书，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人们已经开始簇拥在她家的院子里极尽溢美之辞，父亲对着他们点点头，以示礼貌。可是接下来的事情让她又陷入了沮丧之中：当众人起哄着说要再凑钱让她也风风光光地去上学时，父母只是不置可否；晚上的饭桌上父母并未表现出和以往相比任何不同的神情。她并不敢提问题或者要求，一个夜晚又在沉默中度过。第二天、第三天仍是如此，父母对她的一纸通知书只字不提。她很是慌乱，第一个想到的求助的人就是哥哥。她并未把这个喜讯告诉哥哥，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寄信过来——至少已有半年，甚至在她高考前，他都没有任何鼓励的表示。一周之后她终于无法再忍受父母的无动于衷，准备主动提起此事，若不成，就给哥哥发信过去。早上她如常做了早饭，端上饭桌，鼓足了勇气，却没想到父亲突然主动开了口。

“你考上大学这事，挺好的。但咱家已经有你哥一个大学生了。”父亲顿了顿，似乎在等着她的反应。她感觉自己已经猜到了父亲要说什么，她停下了筷子，双手不受控制地发抖了起来。悲伤开始不断地涌上她的心头。她没有回答。父亲继续往下说着：“刘书记家的姑娘今年也高考，没考上，我跟刘书记商量过了，就让她用你的名额上学。他们给咱们家两千块钱，之前你哥上学欠他家的五百块钱也不用还了。”

父亲说完就开始吃饭，并没有任何多余的补充与解释。她求助地看向母亲，母亲也轻言细语地开口了：“家里供你念了这么多年书也不容易，两千块钱我们两年都挣不下。你再去读个大学也没啥用，以后有事找你哥帮衬着就行。”

那天她在饭桌上终于没忍住哭了，父母任由她哭哭啼啼，并没有出言责备，但他们所宣布的事情已是板上钉钉，她也深知事情早已没有转圜的余地。父亲当着她的面拿出来了两千块钱，从里面抽了五百块钱递给她。她终于意识到她在这个家里已经失去了所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十八年来她受到的冷落、忽视也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刻，她感到这一刻父母已经认定她回报了十八年的哺育之恩，接下来如何，与他们已不再有关系。当天下午她就离开了，走之前父亲已去地里干活，母亲去镇上卖布，家中空无一人。她回望着身后的一片暗牖空梁，她生活了十八年的家也在死气沉沉的云下失落地注视着她。她又想起了十八年前的那个雪夜——时至今日，当她考上大学的消息传遍村中时，仍有人提起那个风雪肆虐的冬夜，并自以为是地宣告她的不平凡早就被上天注定。她猜测在那场大雪中，这间院落也如现在一般贫瘠、萧条不堪，并在风暴中瑟缩不已，仿佛下一刻就要被摧毁殆尽。她忧伤地、低着头走出了家门，独自前往成都。

她带上了几件基本的生活物品，以及哥哥寄给她的所有信和书。她在黄昏时分抵达了成都车站，然后按着哥哥信上的地址开始寻找哥哥的住处。她四处询问，从车站一直往市中心走。那是她第一次来到比遂宁县城更大的地方，满街的汽车与高大的建筑让她惊慌失措、无所适从。她对成都的第一印象就是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似乎全城的每个角落都装上了音响，没日没夜地放着情歌。各种各样嘈杂的乐器与人声拥斥在她的鼓膜。

她走了很久终于到了一排潦草破旧的劣质水泥楼房前。她以为哥哥毕业之后会住进宽敞明亮的大公寓，因此当她在一排廉租房前停下脚步时，仍在不断怀疑自己是否找错了地方。可是街道名与门牌号都与信上一模一样。就当她还在犹豫时，身后突然传来极不耐烦的车铃声。她吓得跳到一旁，一辆运载垃圾的三轮车贴着她停在狭窄的道路上，收垃圾的人跳下车，把路边一个灰绿色的垃圾桶倒在车上。几只肥硕的老鼠从桶里钻出来，从她脚上飞速爬了过去。冲天的臭气开始在空气中渗透，让她快要作呕。她的看着老鼠钻进了街上的几个下水道口，她看到井盖周围堆积如山的排泄物与蛆虫。天气越来越阴沉，垃圾车开走了，一个男人从楼里走了出来，抬起头看了她一眼。他黝黑无光的眼睛让她吓了一跳，以为他是个瞎子。他面无表情地走到路边，解开裤子对着下水道撒了一泡尿。借着黯淡的天色，她隐约看到一窝受了惊的蛆虫蠕动着从井盖缝里钻了出来，又被他的尿液打了回去。他系上裤子，踩死了几只蛆，又面无表情地走了回去。这时有风刮了起来，窗台上挂着的衣服被风吹得飒飒作响。有人的衣服被风吹到了地上，沾满了污泥，刚才那个男人的眼睛好像突然有光芒一闪而过，他拔腿狂奔，把衣服捡了起来，逃跑般钻进了楼里。

她鼓足勇气走进楼里，侧着身子绕开走廊里成堆的杂物和垃圾，照着信上的地址找到了哥哥的住所。她不知所措地站在紧锁的门前。破旧的门板上坑坑洼洼，甚至有的地方已经开裂，让她甚至找不到一块合适的敲门的地方。她只能拍着门板，但无人应答。旁边有人端着一盆衣服经过，斜眼看着她，冷冷说道：

“哟，你们现在还派女的来找他要钱？”

这话让她听得莫名其妙。她正想说“他是我哥哥”，门却突然被打开了。哥哥站在门后，房里几乎是一片漆黑，他戒备地看着外面，脸上写满了警惕和不安。哥哥看到是她，阴沉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惊喜，又立刻压了下去。他阴着脸瞪了一眼多管闲事的邻居，把她一把拽进了房间，反锁上了门。

她仔细地端详着哥哥。三年不见，哥哥的变化之大让她惊异。上次见面时他还微微胖了些，但如今他已受得形销骨立。他身上挂着一件肮脏不堪的白汗衫，上面黄一块黑一块，似乎还沾着深褐色的斑斑血块。他油乎乎、脏腻腻的头发已经凌乱不堪，一绺一绺地贴在他的脸上。他的右眼肿了起来，眼角和嘴角都还有血迹。昔日的神采奕奕与容光焕发在他脸上已经荡然无存。她恐惧地看着哥哥，泪水已抑制不住地在她眼眶中打转，她的身体也开始跟着颤抖。她紧紧盯着他伤痕累累的脸庞，盯着他写满了苦痛的眼睛中仅存的一丝温柔。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哥哥一边说，一边躲避着她的眼神。他从她手里接过包袱，放到地上，从一堆杂物中间拿出了一个暖壶，又找出来了一个缺了角的玻璃杯，给她倒了一杯水。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她带着哭腔问。她甚至找不到词语来形容此时此刻的情景。

哥哥沉默着没有回答。过了很长时间才慢吞吞地开了口，并转移了话题。“你怎么样？高考结果出来了吗？”

这次轮到她沉默了。她想到十几个小时之前自己是如何伤感地从家里走出来，在只身前往成都的路途上，哥哥是她唯一的企盼与希望。她想到自己也许会倾诉苦衷，然后在飞黄腾达、功成名就的哥哥这里寻到安慰与庇护。但面对着眼前的这一切，她实在是不敢、也不愿再说出自己所遭受的真相。

“我没考上。”她最终低声说道。

出乎她意料的是哥哥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失望。他也没有做任何评价，只是站在狭小的房间里，失神地盯着不知道什么地方。她开始打量这间房子，简直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房间里只有一张小床，一个立柜，一张木桌——立柜少了一个门，桌面已经断裂开。房里热得不堪，蚊子飞来飞去，地上堆满了杂物，以及各式各样的虫子尸体，主要是蚊子与苍蝇。地上还放了一个苍蝇拍，但也已经断了。立柜里乱七八糟放了些纱布和碘酒，几桶被压瘪的方便面，本该放衣服的地方只有几块脏兮兮的毛巾。

他开始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她不知所措地看着他，眼前的堕落与糜烂让她愈加恐慌。她看着哥哥身上的血迹，怀疑他是不是杀了人，或者吸了毒，或者在做其他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哥哥又看了看她，终于坐了下来，开始解释自己的处境。

“毕业之后几个同学一起创业，我当时攒了些钱，也加进去了，没做半年快要破产了，他们都不想干了，也劝我算了吧。别人都走了，可我哪舍得呀……没办法，一个人继续搞，时间和钱都砸进去，没钱了就四处借钱，结果越欠越多，后来惹上放高利贷的了。”

“创业是什么？”她小心地问。

“就是开公司，跟别人做生意。”哥哥说。

“那为什么会破产？开公司不是能挣很多钱吗？”

“我们没什么经验，前期投入太少，入不敷出。”

“高利贷又是什么？”

“就是……”哥哥沉思了一会儿，才开口说道：“我借一万块钱，下周就得还两万，再下周就得还三万，越欠越多。”他浮起一丝苦涩而无奈的笑容。“当时我们都或多或少欠了些钱，同学们都有些储备，没储备的也有些家底，找父母亲戚要点钱就填上了。我哪知道还要留一手，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最后只能借，借着借着就还不起了。”

“你真的欠了人家三万块钱吗？”她急忙忙地问，这个数字已经快要超出了她的认知范围。

他看向她，眼神突然变得温和起来。他又轻轻地笑了。这样温和的笑容她在童年时看过无数次——哥哥看着她时，总是这样耐心又温柔，好像世上的一切事物都能被他的笑容化成一阵云淡风轻。他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是恬然地笑了笑，自顾自地说了下去：“然后我找了个设计公司工作，待遇都还不错，只是还钱太慢，那些人经常来闹事。本来年景就差，各个单位都在裁人……他们说我的事情对公司影响不好，也把我辞了。后来继续换工作，什么都做，但他们总来闹，单位就只能把我赶走。现在在一个施工单位，虽然累一些，但能赚上钱。”她隐约感觉到，他的一切痛苦在她的少不更事面前都变得无力了起来。她伤心地紧紧抱住了哥哥，并宣布道：“我要跟你一起打工，帮你还钱。还完我们就能过上新生活了。”

当天晚上她就把父亲分给她的五百块钱全都给了哥哥，并说这是父母在她临走前给她的。哥哥不解地看着这笔钱，父母的行为似乎让他觉得反常不已。“今年收成特别好，县里又推行了一些免税政策，爸妈都过得很好。”他点了点头，提起了今年春天饱满的雨水，并说：“爸妈好就行。”

她和哥哥去了同一个工地，老板看着她羸弱的身体本想赶她走，但当她混在人群中，砌砖、抹面、拌灰甚至扛水泥袋的本领都不输于一群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加之昨天才有一个工人从脚手架上跌落当场摔死——老板就要了她，让她加入了那个缺人的小队。这个小队只有三十来人，每天早上七点准时集合，聆听十五分钟的洗脑般的训话，用五分钟吃早餐，然后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十点。每天吃的饭也只是勉强能果腹，里面还混着沙砾石子，有一次差点把她的牙磕掉。白天工作时太阳的炙烤让她感觉皮肤快要烧焦，汗水把眼睛蛰得生疼，还不能随便擦——她满手都是砂浆和灰尘，工友说眼睛一碰这玩意就会瞎。但她听工人们说这是唯一一家每月按时结工钱的单位了，而且来去自由，想走就走，要走的时候工头也会把该给你的钱一分不少地递到你手里。与此同时，每天伴随着她升上脚手架的则是席卷而来的恐惧。她想起被自己所取代的那个人，恐惧自己也会像他一样从空中跌落，头朝下摔进基坑，被打桩机砸得血肉横飞。有一次她在横梁上一脚踩空，坠到空气中时她手忙脚乱地死死抓住系在身上的安全带，却发现那根劣质尼龙绳正在一点点撕裂。短短的几秒钟她已经设想了最糟糕的事情——她会掉下去摔得粉身碎骨，人们会停下手中的工作好奇地观看她的尸体，工头会过来遗憾地摇摇头，命令大家继续工作，然后将一笔赔偿金交到哥哥手上。也许在工头眼里她是为了施工队而殉职，在哥哥眼里她是为了帮他还钱而牺牲，过两天又会来一个人顶替上她的位置。这时同队的一个工友一把拽住了她的手臂，使了劲把她拽回来，尼龙绳已经断了一半。她蹲在横梁上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工友在旁边陪了她几分钟，用陌生的北方口音安慰了她一会儿，跑去找小队长说安全带出了问题。她在死里逃生之后脑中浮现出更多奇怪的想法，她发现自己不想死，即使是为了哥哥，她也不愿去死。甚至在恍惚间，她想，如果一定有一个人要死，她希望从脚手架上摔下去的不是自己，而是哥哥——这将同时是他们两个人的解脱。她被自己这卑鄙的想法吓了一跳，并对自己恼羞成怒地怨恨起来。童年时代，每当她心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对哥哥的嫉妒时，她也会分外羞惭，对自己感到厌弃。可她没想到自己竟会有着今天这样阴险、丑陋的想法。“如果换做是哥哥，他一定愿意为我而死。”她认为哥哥一定有着高尚的情操与无私的品格，更加对自己而懊恼。

但让她不解的是哥哥的行为。哥哥拒绝向任何人袒露他们的关系，也禁止她对任何人说他们是兄妹。即使是对工头，他也撒谎道：“她是我一个老乡。”晚上下了工他从不愿和她一路走回去，他一定要她离他越远越好。在工地上中午休息时他也对她的搭话爱理不理，见到她时也冷漠得如同陌生人一般。只有晚上回到家里时，他才会对她表露出应有的怜爱与温柔，即使自己已经累得体力不支，也会主动嘘寒问暖。她不止一次地问哥哥为什么要这样，可换来的只是沉默。沉默，沉默，这就是如今的哥哥身上最大的特点。在她看来，他总是用沉默逃避着她，也逃避着这个世界。“他太孤僻了。”有时她和工友们提起哥哥——她也会用“我那个老乡”称呼他，所有人都这么评价道。

他们这样生活到了过年，这将近半年里奇迹般地没人打扰他们。她还记得第一次见哥哥时他脸上的伤。最初的几个月她除了担忧自己会从脚手架摔下去，还在担忧催债的人会闯进他们家中。可这半年来，他们的日子虽然苦，但一直平和无事。她逐渐对危险的高空作业感到了麻木，甚至有时候会破罐子破摔地想：“摔死就摔死了吧，反正也挣这么多钱了。”但她也逐渐对不受打扰的生活感到了心安理得。

“你是不是已经把钱还完了？”终于她按捺不住好奇和欣喜，问道。那天他们拿到了工资和一点点年终的奖励，虽然不多，但让她很是兴奋。工地停工直到大年初七，哥哥破天荒地让她挽着他的手臂，与她一起走在街上。她感到这几个月来紧绷的神经和疲惫的身体终于放松了下来。

哥哥脸上茫然的神色一闪而过，他看上去似乎并没那么开心。他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又抬头对她说：“快过年了。”他们走在人民南路上，马路两侧的小商店仍在喜气洋洋地把音乐放得震天响，她已经逐渐习惯了这样的音乐，甚至也会唱了几首。路灯上已经被挂上了红灯笼，黄昏时分街灯和灯笼一起亮了起来，暗黄暗红的光游荡在街道上。卖烟花爆竹的小贩推着车堆积在十字路口，每个小区门口都有成群结队放炮的小孩子，把夜色弄得烟雾缭绕。

“我们去洗个澡，然后买点东西吧。这半年还是攒了不少钱的。”哥哥又说，他的声音听上去振作了许多。

天很冷，人民路上的行人已经换上冬衣，小孩子们举着气球跑来跑去，中年人们提着装满年货的塑料袋，沿街的店铺员工都在忙着装饰橱窗，往门上贴福字和财神。夜幕降临，舞厅里传出的迪斯科音乐取代了柔和的情歌，开始霸占着整条街道。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他们面前跑过，狠狠地把摔炮砸在地上，在劈里啪啦的声音中大笑着对行人们喊道：“新年快乐！”

七

他们去买了两件过冬的新衣服和方便食品，然后从城中心走回他们居住的廉租房。路过邮局的时候她看见门口排队寄信的人，内心中突然涌上一丝难以言说的温情。她想起来自己也曾在学校门口的邮局排队给哥哥寄挂号信，昂贵的邮费是她从伙食费中克扣而出，只是希望那封信能如约到达哥哥手里。她想，也许她和哥哥应该寄一封信到家里给父母——她已经在这半年原谅了父母，或者说，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需要原谅的，至于对父母的怨恨——可能就从来没有过，即使有，如今也消失殆尽了。“我们给家里发封信吧。”她对哥哥说道。

他同意了，却补了一句：“我以为你不喜欢爸妈。”

可提笔时他们都不知道该写些什么。眼下所处的困境让他们羞于启齿，也没法简单粗暴地寄钱回去。他们在再三的犹豫之后最终写下了一封极为简洁的信，说他们二人正在一起生活，并附上了简短的问候。寄走信后，他们回到家里，开始收拾房间。过年之后她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以弥补这半年来早出晚归的劳累。

再开工已是春天。她在心中已经预设哥哥还完了钱，不会再受到坏人的纠缠，因此她很想让哥哥带着她换个工作。童年来低微的家庭地位造就了她谨小慎微的性格，她并不敢直接提出请求。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她望着前面不远处哥哥的背影，决心要提出这件事，一直斟酌着语言。

这一次又是哥哥先开口了。他走到家门口掏钥匙时，突然停下了动作，立刻转身，快步走到她面前。

“钥匙丢了，你去二分厂帮我找钥匙，回来路上买点吃的。”他一边从口袋中掏钱一边镇定自若地对她说。

她疑惑地看着哥哥。“二分厂在哪？”她对哥哥这个莫名其妙的要求感到难以理解。

“去工地问你们小队长，他知道。”他言简意赅地解释道，然后将一把钱不由分说塞进了她的上衣口袋。“赶紧去，钱别弄丢了。”他又交待了一句。

她纹丝不动地愣在那里，还想提些问题。哥哥的语气更凶狠了。“快去。”他冲她低吼道。哥哥很少对她这么不耐烦，她有点恐慌，便转身向工地的方向跑去。

她跑了几步就累得停了下来。工地离他们的家有三四公里，每天下了工她总已筋疲力尽，往回走简直是雪上加霜。但她和哥哥只是临时工人，也没资格住工地的宿舍，只能这样起早贪黑地赶路。她走走跑跑地赶到了工地，夜幕中庞大的围挡内只是一片冷寂，挖掘机排开在两侧。只有一些巡查工戴着头盔慢悠悠地晃荡着。她从来没见过工地上人这么少的场景。在这片寂寥的大地上高楼正在掘地而起，月光和探照灯洒在荒凉、光秃的地表，土壤被深深地翻开，里面甚至没有一棵杂草。深不见底的基坑让她想起山中纵横的沟壑，也是这样唐突地出现在地表之上。可她已经没有精力再为这繁荣之前最后的荒芜所惊叹了。童年时她回家看见房顶上的夕阳，总会恋恋不舍地踮起脚尖多看两眼，但如今夕阳坠落时她总在很高、很高的位置，纵使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看见它坠落的全过程，她也很久没有再主动看过。她跌跌撞撞地走在路上，逢人就问：“五队的队长在哪？”可人们要么就不搭理她，要么就嬉皮笑脸地说：“在他老婆床上呢，咋，你想跟他睡？”她面红耳赤地后退几步，后来她决定直接问：“二分厂在哪？”可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她，没有人知道二分厂是什么。在那一夜之后工地上流言四起，说有一个弱小的白衣女人在深夜带着哭腔打听五队队长的住址，又胡言乱语地说着一个奇怪的地方。大家都以为工地上闹鬼，小队长对这件事情尤其感到可怖。小队长是一个新婚不久的男人，身材结实，年轻气盛，为人亲切，每天早上都会向他的队员们进行抑扬顿挫的动员演说，并亲手为每个人系上安全带。大家常常拿这个故事吓唬他，导致他从早到晚哭丧着脸。有一天他们在一起吃午饭，小队长声音颤抖地对他的队员们说：

“我已经感受到了不详的预兆。我跟王姐的事情马上要被我老婆知道了。”他公开袒露了自己的作风问题。

但当然后来他和老婆依旧和满甜蜜，需要在工地上加班的日子，他老婆还来给他送夜宵。

那天她徒劳无功地问到了午夜时分，她不知道是在哪一瞬间她终于意识到二分厂其实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她仔细地回忆起哥哥赶她走时佯装的面不改色，觉察到事情一定有蹊跷的地方。她又跑了回去。临近家的街区上堆满了流浪汉，她不敢停下脚步。早春的夜晚还很冷，但她已跑得浑身是汗，最后气喘吁吁地停在了家门口。门没锁，她下意识地不敢进去，小心地把耳朵贴在门上，确保里面已是一片寂静，才慢慢地走了进去。

眼前的场景让她惊叫出声。哥哥躺在地上，几件家具已被砸得粉碎，乱七八糟地扔在地上。哥哥的四肢仍在抽搐，鲜血淌了满地，被他抽动的身体抹得到处都是。让她更感到恐怖的是哥哥的脸——他的右颊上面好像被深深划开了几道口子，血染红了他的一半脖子。她小心地走近，才发现他的嘴角被粗暴地割裂，刀口从嘴角开始，一直扯到耳下，他的鼻子和嘴中都已经积满了血，他一边不受控制地颤抖，一边把嘴里的血一口一口吐出来。他看见她走了过来，浑浊涣散的眼睛开始努力聚焦。他似乎是想呼唤她的名字，但他的面部肌肉已经不受控制了。他的嘴唇开始不断颤抖，他努力张开了嘴，鲜血却又汩汩涌出，痛苦让他的表情开始扭曲。他想抬手去擦拭嘴边的血，抽了几下，却抬不起来。

那一夜她无声地流着泪，照顾着哥哥，她从被砸烂的柜子里找出药水和纱布，一遍遍出去打水，帮他处理身上、脸上的伤口。她一直没有开口问，但也已经隐隐猜到了发生这件事情的原因。临近清晨时她终于把哥哥安顿在床上。她半跪在地上，伤心地看着他。

“我们应不应该逃走？”她问。

他又艰难地抬起手臂，示意她取来纸笔。

“他们短期内不会再来了。”他写下。

她继续去工地干活，帮哥哥请了假，说他病了。直觉告诉她哥哥所欠下的钱比她想象的要多，所以她更不敢误了工。她又重新活在了提心吊胆之中，生活的重担彻彻底底落在了她身上。家中的所有钱都被催债的人抢去了，所幸那日哥哥将她支开时在她口袋中留了一些，让他们还能勉强度日。三周后他终于能说话了。他似乎也觉得有些事情已不能再隐瞒，便主动向她解释了许多事情。

“去年夏天之前一直是他们一个手下来跟我要钱，也会打，但下手没这么狠。那个人后来就消失了，他上面的人并不知道我住这里，所以这半年没人来找……”他停住了话，不知是因为没愈合的伤口的疼痛，还是因为突然想到了什么事情。他脸上的伤口已经让他面目全非。但他还是云淡风轻的样子，对她说道：“你现在应该明白为什么我一直让你和我保持距离了。我被他们搞成什么样都无所谓，但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你的存在。”

“我们报警吧。”她哭着说，这是她能想到的唯一的出路。

他苦笑了一下，却又疼得龇牙咧嘴起来。“你以为我不想吗……经济案件警察局是不管的，只能上法庭，而且如果真的上法庭，我也得坐牢。”他最后淡淡地说：“能熬一天是一天吧。”

“成都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地方。我真的以为在这里，他们会再也找不到我。”他日复一日地说。

等他的伤势又稍好了些，又突然向她提起：

“我们明天就走。”

“去哪里？”她不可思议地问。她刚刚换好衣服，正准备去上工。

“我今天想想，总之我们一定要走。你今天去跟小队长把工钱结了。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哥哥语气中的斩钉截铁让她泛起了喜悦。她太想离开了，而且她也坚信以哥哥的才能，只要远走高飞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必能前途无量起来。她在期待中度过了一天，黄昏时她第一次认真地、仪式般地从高处俯瞰着大地。透过空气中的扬尘，她看着血红的夕阳灼烧着鳞次栉比的城市，世界在她脚下延伸。她想这应该是一次告别，从今往后她就要彻底地离开成都了。

下工后她去找了小队长，尽量压制着内心的激动，用平静的语气说：“我要走了，跟我老乡一起。”

“回家嘛？”小队长摘下头上的探灯，拍了拍沾满灰尘的手，笑着问她，露出一口白牙。

“嗯。”她点了点头。

“走了可能就再来不了喽！今年开春下岗的人多得很，好多人眼馋咱们这活呢。”小队长好心提醒她。

“真要走了，再不回来了。”她学着哥哥斩钉截铁的样子，重复道。

“好嘞，我找工头结你们的钱去。”他让她站着等一会儿，不久后带着她当月的工资回来了。“一路顺风啊。”他说完后又露出牙笑了起来。“你跟我家幺妹特像，我每次一看见你就想起我幺妹。”他认真打量着她，眼神中涌出幸福和怀念。

她踏着夜色回去了，看见哥哥已经把东西收拾好，一团糟乱的房间第一次整洁了起来。被砸烂的柜子和床挤在一个角落里，他坐在床上。

“你回来了。”他抬起头看了看她。“你拿了多少钱？”

“我没仔细数零头，应该是三百多一点。”她说。

他露出了舒心的笑容。“那够了，我们去长沙，在那里挣钱，然后继续往东走。离海越近，我们就挣得越多。”他信誓旦旦地告诉她，东南沿海一带如今是多么富饶繁华，他总有一天会带她到离海最近的地方。“古时候人们被流放才去海边，但现在不一样了。等到了海边我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她似懂非懂但深信不疑地听着他的话。他又讲了讲第二天的安排，就像往常一样把床让给她，自己躺在地上。他熄掉了房间里唯一的灯，说今天要早点睡觉，明天上车会赶很远的路。她听话地闭上了眼睛，脑中却一刻不停地幻想、构建着新的生活，一直到意识逐渐地混沌，让她陷入了半梦半醒的状态。就在她快睡着的时候，突然听见哥哥低声说：

“我对不起你。你……本该和其他女孩子一样在学校上学，或者在纺织厂里面做体面的工作。你应该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他没说完，声音消失了下去，她听见他好像抽泣了几下。她觉得自己也许应该说些什么安慰的话，可困意已经如洪水吞没了她。她睡着了，那一夜的梦本该是象征着新生般兴奋明亮的，可她梦见的只是自己在一个雨天趟过一片泥塘，腿上沾了淤泥，让她只想赶紧跑过去。可她感到双腿越来越沉重，让她开始下坠，越来越深地向泥潭中陷进去。她惊恐万分地想要挪动身体，却发现底下是哥哥在死死拽着她的脚，把她不断地往下拖。哥哥已经彻底被泥浆所淹没，只有头露在外面，他的嘴里、鼻子里、耳朵里也都进满了泥。雨点打在他的脸上，洗去了他脸上的脏污，她看见他因恐惧而瞪大的眼睛，就像一条死鱼一般，无助而痛苦地瞪着她。

第二天清晨他们早早起来，带走了家里的几乎所有东西。哥哥的伤没好全，脸上巨大的疤狰狞可怖。他用防尘的头巾裹住了整张脸，只露出还在浮肿的眼睛。他们迎着朝阳走着，炫目的日光让她的心扑通直跳。哥哥背着最重的一件行李，把所有钱都塞在了她身上。他们选了一条荒僻的路开始往车站走，早春的空气中飘来好闻的花香，甜丝丝的味道让她想起无数个放学回家走在开满花朵的田野上的春日。她想到那时候她千方百计地想着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然后逃离这片田野，就像此时此刻想着逃离成都。

他们继续沉默地走着。她知道哥哥要带她去长沙，从成都去长沙只需要一路东行，途径重庆。她在地理课上学过了湖南省的地形地貌、气候特征，可对长沙的生活却一无所知，也无法可想。她紧跟在哥哥身后。她过去觉得哥哥特别高大，小时候哥哥跟她说话，总是他弯下腰，她踮着脚尖。但她现在看着哥哥的背影，看见他驼起的背和瘦削的在袖管中晃荡的双臂，以及因为腿伤而一瘸一拐的步伐，他每走一步都让她感到一次揪心。

拐进一条小巷的时候哥哥又突然停住了脚步。他回头看了看她，由于被裹得严严实实，她看不见他的表情。他略略环顾了一下四周，指着路边一个废弃的集装箱，对她说道：

“进去，闭上眼睛不要出声，我没让你出来就不要出来。”

她已经猜到要发生什么了，绝望的情绪缓缓地涌了上来，让她感到一种可怕的窒息。她无计可施地摇着头，说:“我们跑就行了，我要跟你离开这里。”她试图去抓他的手，却被他一把甩开。“听我的。”他厉声说。她不敢再反抗，听了他的话，爬进了那个蓝漆脱落、肮脏不堪的集装箱。锁是坏的，她从里面紧紧握住门把手。她低头看见一群肥大的老鼠正被她吓得吱吱乱叫，一股恶臭弥漫在闭塞的空间内。她把身体尽量贴在墙上，努力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透过集装箱拼接板的缝隙，她可以清晰地看到外面。

哥哥垂着头，仍在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往前走，随即就有人从他前后分别围了上来。她努力往外看，外面人数不多，但一个个都凶神恶煞，手中拿着棍棒，裸露的手臂上刺着纹身。她还在想为什么这些人只穿着汗衫短裤——早春的天气还很冷，她穿着脏兮兮的旧工装，在晨风中冷得瑟缩不已。她看着哥哥在一群人的注视下缓缓抬起头，把遮着脸的面巾摘了下来，似乎想要开口说什么。可一瞬间眼前的场景让她差点惊叫出声——她咬住了自己的手指，遏制住了呼喊，可眼泪还是流了出来。没等哥哥说话，为首的一个男人一脚踹在他的小腹，然后抡动手臂，铁棍狠狠地砸在哥哥的脸上。一声沉闷的撞击声盖住了哥哥的呻吟，他被打得趴到地上，挣扎几下，举起手捂住被打伤的地方。褐红色的血从他的眼角和指缝开始往外流。他痛苦地在地上翻动身体，可第二棍随之到来，重击在他捂住脸的那只手上。他的手不受控制地猛烈伸直到空中，又痉挛地垂到地面。第三棍打在他的肩胛骨，第四棍在后背。他的双手胡乱地在空中挥动，不知道该护住身体哪个部位，最后只能紧紧抱住已经淌满鲜血的头。剩余的人也加入了这场殴打之中，但没有一个人说话，空气中只有棍棒捶打的声音，与哥哥时断时续的呻吟。

她不止一次地想着该不该出去尝试阻止这一切，可她不断想起哥哥的命令，以及——她知道一旦出去，自己也会被这群暴徒打得半死。她知道自己救不了哥哥，并意识到自己宁愿躲在暗处，也不愿出去承担他的这份痛苦。她再一次为自己的自私、懦弱感到羞愧，那一刻她恨这些打哥哥的人，并同样恨着自己。当她躲着、袖手旁观的时候，她觉得自己与施暴者没有任何区别。她的泪水不争气地流个不停。

他们打到为首的男人率先停下动作。哥哥依旧抱着头不敢放手，地上全都是他的血和呕吐物。为首的不紧不慢地开口了，他的嗓音嘶哑、粗厚，让她想到一条粗壮的蛇。

“龟孙子，还想跑呢？”他对着地面，把一口唾沫喷在了哥哥的脸上。

哥哥没有回答，嘴一开一合，就像一条濒死的⻥。

对方见他没有反应，又一脚踢在他的腹部，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对方饶有兴趣地看着他挣扎了一会儿，双手提了提裤腿，蹲到地上，看着横贯他半张脸的疤，开始大笑着评价道：“他娘的，看看你这张猪脸，跟屁股一样。”这个男人把手往身后一举，立刻有人过来，恭敬地接过了他手中的铁棍。他先一耳光扇着哥哥脸上，清脆的声音划破天际，让她浑身发颤。他又扇了几耳光，似乎觉得仍不过瘾，便把手指从哥哥半张的嘴中塞了进去，沿着他的嘴角把手指撑开，将他还没愈合的伤口一点点重新撕裂。

她惊恐地看着哥哥在地上又开始扭动身体，喉咙中挤出嘶嘶的声音。围观的几个人发出了怪笑。哥哥的脸被他彻底撕开，血和黄色的脓一起流出。对方跨坐到他的胸口，按住他的脸，欣赏着他狰狞绞动的面庞。

“你这贱皮子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他厉声咒骂道。“老子一看你这吃了屎的样子就知道你又他妈没钱。下个月还六千，要是再还不上，老子他妈继续带人来打。等把你打死了，老子就去日你娘，日死你娘了就刨你祖坟。听见了吗？”他提高了音音量。哥哥像是说不出话，没有回答，他又一耳光扇了上去，响亮的声音让他很满意。“这就是听见了。”

他仍坐在哥哥身上，双手插进了裤子里。她把脸紧贴在墙上，努力往外看，她不知道他裤子里还藏着什么凶器，她害怕他再掏出一把尖刀，把哥哥的另一边嘴角也一刀割到耳下，或者直接一刀把哥哥刺死。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她面如死灰地僵住了——对方把裤子脱了下来，一条鲜艳的红色裤衩裸露在外。他又从裤衩中掏出来一根粗大、黝黑的东西。她意识到那是他的阴茎，顿时满脸通红，但没等她来得及闭上眼睛，他就已把阴茎直挺挺地插到了哥哥的嘴里。他捏着哥哥的鼻子，哥哥仰面躺着，无力反抗，只能屈辱地张着嘴，任由那根硬物在他嘴中出入。她眼看着那根黝黑的阴茎逐渐被哥哥嘴中的鲜血染红，而施暴者却愈加兴奋，身下驰骋般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大，两颗肥硕的睾丸撞击着哥哥血肉模糊的脸。最后他急不可耐地一只手把阴茎拔了出来，另一只手狠狠撑开哥哥发颤的嘴。她看见一道浓浊的白色液体射进了哥哥的喉管中。

“咽下去。”他捏住哥哥的嘴，命令道。她再也没有忍住，哇的一声吐了出来。她的胃早已空空如也，吐出的只是一滩深黄色的胆汁，酸臭味引来了几只胆大的老鼠，在她脚边闻了几下又跑走了。

“谁？哪个狗日的在那边？”她听见外面传来此起彼伏的叫喊和辱骂声。她往外看了最后一眼——所有人都朝着她的方向看着，已经有人拿着棍子在往过走。她的大脑已经乱成一团了。跑，跑，想活命就一定要跑。她一边想着，一边一把推开集装箱的门，用尽全力地跑了出去。她的双腿带着她向着一个方向狂奔，她的思绪和身体都不再受控制了。快跑，快跑。这是她脑中唯一的念头。她听见身后有许多人呼叫着、辱骂着、追逐着她。她不敢回头，只敢不断地跑着，不知疲惫地跑着，直到她的双腿失去所有力气，让她瘫软在一片翠绿明丽的树荫之下。

八

我想起来了我们初遇的那一天。那天的确阳光明媚、春意盎然，但于我而言，除了遇到一个年轻姑娘外，再无任何特别之处。她口中的那片树荫——也就是我已经浑浑噩噩度过了将近两年时光的树荫，实在是过于平静了。我从不知道成都的另一个角落上演着这样的故事，下岗的浪潮是当时的我所能理解的最大的悲哀。我搂着她，说，就是那天我第一次见你。

她看向我，似乎在回忆，最后点了点头。她又泛起一丝苦笑。她说，你是除我哥哥之外唯一一个给我倒过水的人，所以我那天就记住了见你的地方。她说，我就记住了你们网吧的门牌，还有门口这棵榕树。我听完就起身又给她倒了一杯水，并示意她继续讲下去。

她跌倒在一条陌生的街道。她已经甩掉了那些人，但仍在惊魂未定地深深喘着气。周围的路人围上来一边扶她起来，一边七嘴八舌地询问，甚至有人问她要不要去医院。她感谢并拒绝了人们的好意，自己扶着腿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慢慢继续走。她开始思考自己应该去往哪里——她清晰地记得对方让哥哥下个月还六千块钱。她茫然地想着该从哪里弄到这么多钱。她在工地一个月起早贪黑最多也挣不到三百，更何况现在连回都回不去了。她想起曾经一位工友讲述过家里的情况：那位工友刚结婚两年，老婆本来在国营面粉厂做装袋工作，生完孩子休了产假，等再回去时等到的却是辞退通知。当时他们施工队也找不到什么好的项目，他一人的收入想要撑起整个家已经岌岌可危。他老婆除了倒面粉外仅有的技能就是操作缝纫机，可全城的纺织厂接连倒闭，他也帮老婆四处打听，最后终于问到一家歌厅招女服务员。他老婆去了两三个月工资就涨得极快，她给孩子买了市面上最好的奶粉和婴儿车，家里的生活也宽裕了很多。他本来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给老婆讨了个好工作，但很久之后才知道她是在那里做色情服务。那天他偶然得知这个消息后犹如五雷轰顶，本想和老婆大吵一架，狠狠羞辱她的淫荡、不知羞耻，可当他晚上回到家里，看见她做好了夜宵，哄着孩子等他时，他觉得积攒了一天的愤怒都一瞬间消逝了。他坐在老婆旁边呜呜地哭了起来，他们的孩子本已熟睡，被吵醒后也不满地开始大哭。他最后痛哭流涕地跪在地上发誓要一辈子对她好，以后让她和儿子都过上好日子。

她当时很为这个故事感动，既感动于工友对老婆的爱与责任，也更感动于他老婆能如此甘于奉献自己。而此时此刻她脑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做色情服务很能挣钱。她觉得为哥哥付出这一切是理所应当的。她抬头看见面前是一家网吧，进去要了一杯水，打听了可以找到这份工作的地方，便向着玉泉路走去。

她等到了深夜，看到了一个衣着暴露的抽烟女人，便走了上去。“我想做妓女。”她毫不犹豫地说。那个女人被她吓了一跳，一边骂一边赶她走：“小丫头不学好，说话这么难听，糟践你仙人板板哟！”她仍端正地站在那里，倔强地说道：“我要挣钱，我哥哥得了病，快死了，只要能挣钱救他，我干啥都行。”女人在一瞬间怔住了，她见缝插针地继续说了下去：“姐，你看着就是个心善的人，帮帮我吧。我实在走投无路了。”她声泪俱下地编造出哥哥得了癌症的谎话，又说自己还是处女，可怜地恳求对方留下她。女人像是心软了，长叹了一口气，说：“别叫我姐了，我这年龄都能做你姨了。你就叫我林姨吧。”

林姨看她年纪小，又对男女之事一窍不通，最开始只是让她给客人按摩倒茶，最多是陪着客人聊天，并让店里另一个姑娘给她教一些基本的技巧。一周之后有一天林姨突然让她去好好洗个澡，给她拿了一条干干净净的连衣裙，又在她身上喷了些刺鼻的玫瑰花味香水。林姨让她在店后面呆着不要动，她傻乎乎地在那里站了一个小时，直到教她的那个姑娘找到她，对她说：“林姨让你过去。”这个姑娘比她大不了几岁，但已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一周来她们总呆在一起，她常常笑着跟她讲各种各样的知识。“男人的那玩意要硬了才能有用，有的人一紧张就硬不了，你用嘴给他弄就行了。”让她听得面红耳赤。当她收到传唤，茫然地准备往外走时，那个姑娘突然贴在她耳边，很小声地说了一句：“到时候就按照我教你的做，别怕疼，疼了就叫出来，男人会喜欢的。”她吓了一跳，终于意识到等待她的是什么了。她紧张地走了出去，看见林姨陪着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按摩椅上。她低着头搓着裙边，兴许就是这样的羞涩让对方来了兴趣，走近来抬起她的下巴，仔仔细细地看着她的脸。林姨在一旁堆满笑容地夸赞着她苗条的身材与姣好的面容，并细声细气地强调：“她还是个雏儿，多难得哟！”中年男人满意而威严地点了点头，说道：“可以。”

她陪那个男人过了一夜。第一次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疼，床单上的血迹似乎勾起了对方的怜悯，他把她搂在怀里，轻抚着她的腰和头发，率先说起自己的故事。他说自己老婆六年前难产死了，留下了一个迄今为止发育不良的儿子。这六年来他每天都沉湎在对爱人的思念中，并坚定、忠诚地决定终身不再婚。他又问她为什么来做这种事，她低着头，把给林姨的谎话原样说了一遍。哥哥的癌症当然是杜撰，可当她说出“我要挣钱救他”的时候，涌上心头的伤感和身不由己还是让她流出了眼泪。中年男人听完沉默了，从钱包中又多摸出了几张钞票，塞在了她的内衣里。

接下来她就每天白天睡觉或在店里打杂，晚上陪不同的人，有时候一晚上能陪好几个。她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取悦别人，并将“赚钱救哥哥”一事讲给她的所有客人。这总能勾起他们的同情心，为她带来一笔可观的小费。为了一天多接几客，她也向店里的另一位姑娘学了一些招数。她曾经对那位姑娘抱怨有的年轻客人身强力壮，久久都不完事，外面排队的客人等得不耐烦就走了。姑娘耐心地教她：“你下次再嫌时间太长就用嘴给他弄出来，只舔龟头就行，不用舔下半部分，没几分钟就能搞定。”可她第一次将之付诸实践时，对方硬挺、黝黑的阳物又让她一瞬间想起哥哥被凌辱的场面。委屈与痛恨的情绪让她想哭，可她又怕客人生气离去，最后只是噙着泪水完成了这一切。

三周后她向林姨要了自己头一个月的工钱，再加上客人们给的小费，她凑了两千有余。虽然这离六千差得还远，但她祈求这些钱能让哥哥逃过一次毒打。她又凭着记忆四处问路，找回了曾经的住处。

哥哥带着一身的伤，直挺挺地躺在破床上。看到她进来，他呜呜地张开嘴，但什么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别说话了。”她一边对哥哥说，一边跪坐在床边，从身上掏出了钱，塞在了哥哥的床单底下。他惊讶地看着她，又从嘴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呜呜地声音。她不敢抬头看他的眼睛，解释道：“爸妈寄来的，最近县里又发了很多补贴政策，过去的福利也都一并补上了。咱家现在不缺钱了，爸妈还把多的寄了过来，让咱们也吃好穿好。我也在一个厂里找了工作。”她胡言乱语地编造了一通，把钱全都塞给了哥哥。哥哥拼命地摇着头，想让她把钱带走。“你把钱都还给人家吧，虽然不多，你说几句好话，让人家别再打你了。”她愁容满面地说。

她帮哥哥擦了擦身体，重新包扎了几处伤口，铁下心走了。她又走了很远的路回到店里，林姨正坐在店门口晒太阳。看她走来，问道：“钱都给了？”

“都给了。”她说。

“一点都不剩了？”林姨问。

“没剩了。”她说。

林姨斜着眼，怜惜地望着她。“这娃咋这么傻哟！”她叹息了一句，走进屋端了碗粉出来。“你自己还要生活呢，好歹给自己留点吃饭的钱呀……”她把那碗粉硬塞进了她手中。“赶紧吃吧。”她感谢了林姨，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林姨在旁边开始絮絮叨叨。“我年轻的时候也跟你这么又瘦又乖，厂里好多男工人喜欢我。我爸有次被车撞了，撞出了羊癫疯来，家里没钱治，我就一天打三份工给他治病……后来他去世了，我下岗了没处去，才开始干这皮肉生意。当时觉得要是我早点开始干就好了，我爸可能就能多撑几年。”林姨看着她，继续说道：“别人都说咱是下三滥、不要脸，但谁不是图个过活呢？这年头，能挣着钱好好过活，就没啥烂不烂的。”

从那以后她每个月给哥哥送一次钱。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她胆战心惊地开了门，看到哥哥仍躺在床上，看见她来，他想要起身，但她冲过去让他躺下。他脸上的伤依旧狰狞，但总归没有加重。她想也许是自己带去的那笔钱奏效了。她又给了哥哥一把钱。哥哥这次没有拒绝，但失落地喃喃低语道：“我不应该这样要家里的钱。”

“没关系的。”她耐心地劝解。“总有难熬的日子，忍一时总会过去。”

“静静……”他看起来非常消沉。“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就不该活着。”

“为什么？”她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恐惧地看着他。

“我觉得我多活一天就是多一天的罪恶……我是个废物，还把你也拽进了这趟浑水里面。我觉得我的存在就是一个错误。”

她听得浑身开始颤抖。她觉得自己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挫折都能经受，但她就是害怕哥哥自寻短见。“你对我是有意义的。”她反反复复地对哥哥强调。可哥哥只是一直在摇头，他绝望的神情仿佛预示着他在她离开后就会自杀。她绞尽脑汁地想着该怎样唤醒他本该拥有的自信和骄傲——书，他送我的书。她一边想，一边手忙脚乱到杂物堆里，找见了自己装着哥哥送的书和信的包裹。她把书拿出来给哥哥看。她把书举到被打得遍体鳞伤、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的哥哥面前。她翻开封面，让哥哥看着五年前他献给她的诗。“这是你写给我的。”她带着哭腔说，“你说过诗可以给我们崇高的生活，所以我一直读，一直珍藏着。”她抓着他没有血色的手，紧紧放在书页之上。哥哥张开疲累肿胀的双眼，仔细看了看那几行字，带着血痂的嘴角缓缓地浮现出一丝笑容。“你还留着它。”哥哥喃喃低语道。他的嘴角还在抽搐着笑，眼中却涌现出无边的伤感。他的所有耻辱、愤懑与绝望都在此刻化为了一阵云淡风轻的伤感，就仿佛所有的疾风骤雨、电闪雷鸣都在此刻戛然而止。他努力地辨认着纸上的字迹，就仿佛在辨认自己已经在模糊与支离的回忆。他沉默了很久，最后终于低声说出几个字：“可是诗不能告诉我们怎么活下去。”

他撑着坐了起来，面对着她，开始向她吐露心声。“你知道为什么你刚来那半年一直没人打扰咱们吗？”

她困惑地摇了摇头。“我记得你说之前是他们的手下来找你，后来他消失了。”

他沉吟片刻，缓缓说道：“他消失是因为……我让他消失了。”

“什么？”她惊叫道。

“就是在你来的前一天。他打我打得太狠，又骂得很凶，我一时咽不下气，手边刚好有根棍，我就……我当时失去理智了，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半夜我在后面垃圾场挖了一夜的坑把他埋了……然后我想了一天该怎么办。我本来准备去自首，或者干脆自杀一了百了。但是你来了之后……”他看着她的眼睛。“那一刻我决定不去自首了，我不想坐牢或者被枪毙，我想跟你一起活着。”

她绝望地捂住了脸。“可是……”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会劝我自首，是吗？”他柔声问她。

她无助地摇着头。“我不知道。”她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思考这件事情。她脑子慌乱地想着各种可能性，可最后只有一个念头留下，就是哥哥那句“我想跟你一起活着”。

“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么多了。”她带着一丝赌气对哥哥说。“多为你隐瞒一个秘密……又能怎样？”

他抱住了她。“我对不起你。”他对她说，并一直重复着这句话。

“我会一直活着……我至少会看着你结婚，确保有人能保护你。”

她带着这个天大的秘密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去了。她比之前更加忧心忡忡和沉默寡言。她隐约感觉到属于哥哥的判决总会到来，但她希望能晚一点。

她第三次去的时候哥哥熟睡着，身上又添了些新伤。她看得很心疼，也不忍叫醒他，放下钱就走了。这三个月她已经送够了六千块钱，她也不知道够不够，决定还是再做一个月，下个月来送钱的时候再和哥哥商议。

夏天到了。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并可以把工作做得游刃有余。她甚至觉得当小姐比在工地要好多了——她有干净的衣服穿，每周能洗两次澡，也不用像过去一样每天走将近十公里的路。她满足客人全部要求时的温顺与自述身世时的忧伤总能引来怜悯与同情，她的客人当中有人给她塞钱，有人给她送营养品，甚至有人递给她一张名片，说这是全城最好的治肿瘤的医生。她对他们一一表示感谢，然后妥善地将所有东西收起来。

七月初她又带着两千块钱去找了哥哥。她在太阳落山后出发，凉风吹在她刚刚洗完澡的肌肤上，清凉又舒适。她已经不需要问路就可以熟练、准确地找到哥哥的住处。她感到有些恍惚，第一次找到这栋廉租房时她的所见所闻仍如昨日场景，但实际上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她蹑手蹑脚地来到哥哥的房门前，却发现门大敞着，里面却空无一人——甚至空无一物，只剩下了几样破破烂烂的家具。

她一时间惊愕地愣住了，她的第一反应是哥哥独自逃亡去了——但时间紧迫，没来得及跟她说。“也许他安定下来就会写信告诉我？”她想着，却也与此同时意识到哥哥并不知道她如今的住址。她环顾四周，看到隔壁的邻居正站在门外看她。她小心翼翼地问：“大哥……你晓不晓得住这房的人去哪里了？”

隔壁的邻居看热闹般叉着腰，问：“晓得，你是他什么人呀？之前见你来过几次。”

“我是他一个老乡。”她说。

“哦哦，那苦了你啦，回家报丧去吧。”

“什么？”她犹如被一桶冷水从头至脚浇下，不可思议地问。

“他被打死了。”对方轻松地说。

“什么？你怎么知道……你亲眼见了？你不要胡说！”她气急败坏地质问着。

对方对她的态度极其不满。“我怎么知道？”他走近来，冷冷淡淡地反问。“老子他妈亲眼看见的。就是前天晚上，要钱的那帮人来了，把他从家里拖到门口，轮流打，折腾了一晚上，吵得要死。你去周围问问，这楼里哪个人不知道？”

她还是愣在那里。对方撇下一句：“你爱信不信吧，我也没工夫跟你耗。”他转身准备回家了。

“我信……我信。”她流着眼泪说。她扑通一声跪在了那人面前，把对方吓了一跳。“求求你……能不能跟我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哀求道。

“你这是啥意思？你先起来。”他粗暴地想把她拽起来，可她已经彻底瘫软了。她伏在地上，好像全身的骨头都消失了，人已化为一潭死水烂泥。他索性任她倒在地上，开始给她讲述。“他欠了人家好多钱，要钱的每个月都来打，每次都搅得不得安宁。结果前天突然就浩浩荡荡来了一群人，说着什么一命抵一命，说是他们一个兄弟被他弄死了。我当时就在外头站着抽烟呢，就看见他们把他拖到走廊里就开始打，边打边骂，大家都出来看。那群人还吼着叫我们滚回去，一群狗娘养的，嚣张什么呢。那小子刚开始还鬼哭狼嚎，后来就没声了，吐了一地的白沫子。”

“没人出来管管吗？”她抽噎着问。

“管？管什么？小丫头，老子告诉你，这地界隔三差五就得出人命，警察都懒得管。而且这小子讨厌得要死，一天到晚装得文雅得很，说自己是个大学生，但就他惹的事最多。这年头谁不是图个安安生生过日子，他自己惹事，把邻居们也都搅和进来。那帮黑社会的手也是贱，每次打完他，还要在楼里挨家挨户抢一圈，连老子都被他们抢过。老子看这种人死了倒好。”他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她听得快晕过去了。她感到眼前不断发黑，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她又问道：“他的遗体呢？”

“被那帮人带走了，他房里的东西也都被带走了，估计已经烧了埋了吧。”他低头看着她肝肠寸断的样子，皱眉问道：“你咋难过成这样？他到底是你啥人？”

“是……我老乡。我俩一个村的。”她用仅存的力气说。她虚弱地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他留下了什么话没？给家里的父母或者妹妹……”

这个问题他倒是回答得很干脆。“没，他啥话都没说过。”他又瞥了她一眼。“你就别伤心了，赶紧回你们村报信吧。”她跪在地上没有回答，他露出索然无味的表情，转身回房了。

她慢慢地爬进空房间，双手已经抖得不成样子。她开始疯狂地在每个角落中寻找他的痕迹——她想找找他有没有留下过信，或者一件旧衣服，或者任何象征着他曾经存在过的东西。但是没有。床单下没有她塞进的钱，床底下也没有她堆过的杂物，连他曾放在衣柜里的碘酒纱布都消失了，包括她的包裹——裹着她的信和书的麻布袋子，也都不见了——所有的信和书都不见了，包括那本《飞鸟集》。她甚至疯狂到想从床的缝隙里找一根头发或者一块染了血的碎布出来，但都没有找见。

她又手脚并用地从房里爬了出来，无力的手臂撑不住身体，她面朝下跌在了泥土上，满嘴都是土腥味。她感到下巴被一个硬硬的东西硌住了，她伸出手把那个东西从泥里抠了出来，举到眼前看。借着走廊里的灯光，她看见了一颗站着褐红色血块的门牙。

她感到胃里一阵阵恶心，血混着胆汁被她吐在了地上。她控制不住了，开始失神地大哭——手里紧紧攥着那颗门牙，脸贴在潮湿的、散发着腥气的土地上。来来往往的人用怪异的目光打量着她，但没人上前扶她起来。她哭得快要咽了气，鼻涕和眼泪糊了一脸，嗓子中也传出腥味，她不断地咳出血，又被血呛住。到了后半夜她没有力气再哭了，她的哭声变成了凄厉的呻吟。她继续跪坐着，手心里放着门牙。她的嘴唇也干裂得出血了，双眼也疼得犹如针扎。她跪在黑暗之中，觉得心脏犹如被一双巨手挤压、撕扯、揉碎。那是她一生中最黑暗的夜晚，她一夜无眠地跪着，月光和风落到她身上，让她感到自己正遭受着一场凌迟。无数的声音在黑夜中出现又消失，她听到鸟儿划过树叶的哗啦声，老鼠窜过地面的窸窣声，半夜惊醒的孩子的哭闹声。她觉得冷——但她感到自己手心中的门牙更冷，冷得像冰。她把那颗门牙贴到自己的胸口，想把它煨暖，但无济于事。风声鹤唳的黑夜让她害怕哥哥的最后一点残存也被夺走，最后她把那颗门牙生吞了下去，让它落进了自己空荡荡的、灼烧一般的胃中。“也许这样就能让它暖起来。”她想。她头顶的天空从漆黑变为深紫，从深紫变为墨蓝，最后东方浮现出一丝白灰，慢慢地涌上金黄。黎明到来了。

她站了起来，拖着灌了铅一般沉重酸痛的双腿，朝着东边走去。她知道自己终于无家可归了，她唯一要做的，就只是活着。她回到了林姨身边，她煞白如纸的面色和满脸的哀怨凄惶让林姨在一瞬间明白了一切。“节哀顺变。”林姨难过地劝说她。她麻木地点了点头，说道：“我要走了。”她告别了这个接纳了她、照顾了她四个月的女人，失魂落魄地走开了。她觉得自己的肉体已经粉身碎骨，现在飘荡着的不过是一只丧家之犬，一条孤魂。她看到街边有人在卖塑料头饰，就去买了一朵白色的小花戴在头上。这是她能想到的唯一的为哥哥守丧的方法。她飘荡了一天，看着天空从灰白变为金色，从金色变为碧蓝，又从碧蓝变为猩红。最后她想起来上一次逃亡之时，曾有一个人递给她一杯水，并用温柔的、与世无争的眼神看着她。她想起了初春中那棵巨大的榕树，以及那个简陋的网吧招牌。她凭着记忆朝着那条街走去。过去的一切已经在她身后天塌地陷了。

九

她讲完这一切已经到了清晨。片刻的沉默中，我听到秋蝉与鸟儿的鸣叫。我还沉浸在她的故事之中，看向窗外东方的鱼肚白，恍惚间竟也仿佛看到了俯身在黑色大地上的她。我再转头看她时已觉得她完全不是我以往所认识的那个人。

她问我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在想啥。我说，我真的不敢想象你经历的那一切，你太坚强了，要是放我身上，估计我早就垮了。我对她虽然产生了很多同情，但更多的还是肃然起敬起来。她无力地笑了笑，睫毛上还沾着泪水。我帮她擦去了眼泪，接着刚才的话继续说了下去。我说，但我还是想照顾你，以后有啥苦，我帮你承担。她没接话，但靠在了我身上，跟我贴得更紧了。我又继续说，以后你也可以把我当成你哥。她立刻跳了起来，急忙忙地说，不许你这么说，我哥命那么苦，我不想让你也成他那样。她的眼泪差点又要夺眶而出，我立刻闭了嘴，只是搂着她。我们坐在椅子上看着东边的天色，初秋的清晨寂静且清澈，就像她干净的双眼。

其实我迄今都不知道我当时哪来的胆量说出“我想照顾你”这样的话的。高考落榜是这么多年来唯一对我算得上挫折的事情，可我后来也在成都找了工作，活得好好的。我爸妈下岗可能也算个打击吧，但他俩下岗之后种地也种得好好的，前一阵他们来信，还说村里政策好，给我们家又多分了阳坡上的一亩地，他们拿我寄回去的钱买了几十棵上好的苹果嫁接苗，过两年就能挣大钱。我这点事和她比起来算个啥呢？我没她勇敢，没她聪明，没她坚毅，没她能吃苦，我其实压根没资格保护她。

天彻底亮了，她站了起来，说要去上班了。我说你一晚上没睡觉，能行不？她说有啥不行的。我又抢着说，你再等一下，我给你买点吃的去。她同意了，我去街对面的早餐摊给她买了几个包子，特意嘱咐要最热的，然后拿了回去。我说要是来不及你就带着路上吃，但别放凉了。她很听话地点了点头，在我脸上亲了一下，带着包子就走了，她窄窄的身影飘出门去，她的步伐仍一如既往的轻快活泼，就像个上学去的小姑娘，仿佛什么苦难都没在她身上发生过。

我走到后屋，看见马蜂和小河才刚刚起床，一看见我走来，都忙不迭地说，甲哥值夜班辛苦了。我有点困，敷衍地回应了一下他们，就上床睡觉了。我一觉睡到了下午，醒来之后脑子有点混乱，总以为是早晨，但又隐约想起早晨是和她在一起的，竟一时半会不知道是不是做了个很长、很长的梦。我走到了店里，发现确实是下午了。日影又在西斜，网吧里的人多了起来，点鼠标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些吵。我感觉有点饿，本想去买些吃的，但看见马蜂和小河正在跟一个人纠缠，对方一脸不满地喋喋不休，他俩看起来很是不知所措。我从一排打游戏的人中间挤了过去，装出很威严的样子，背着手站在一旁，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小河紧张地说，这人有点胡搅蛮缠，嫌我们收钱太多，我们说不过他。我们网吧是自动计费，电脑一开机就开始算钱，关机之后算了多少就得掏多少。我转向那人，问你呆了几天？他说呆了五天了，上周四晚上吃完饭过来的。我说那就当你周四晚上八点到的，现在是下午三点了，那么你正常机时是91小时，深夜机时是24小时，正常机时一小时六毛钱，深夜机时一小时三毛钱，总共六十一块八。他结结巴巴地说，一个小时才，才几毛钱，总共咋，咋就这么贵呢。我说就是这样的，你来开了这么久机子，就得交这么多钱。我总预感这人想闹事，机敏的马蜂知道自己说不过这人，在我算数的时候就已经拿了棍子，威慑地站在一旁。对方对我精密的计算感到无法辩驳，又看了看恶狠狠的马蜂，咽了口唾沫，从口袋里取出钱，极不情愿地放在了桌子上。

晚上静静回来了，我向她讲起白天的事情，她说也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人，买了些油盐米面，结账的时候赖皮了半天，说是每样单价就几毛几块，怎么加起来就这么贵？她口齿清晰地把价格一个一个加起来跟他辩，最后也是让那人悻悻而归。我听了觉得很奇怪，继续追问那人的身材外貌，说了半天，发现我们竟遇到了同一个人。我们说笑了一会儿，我注意到她眼下深深的黑眼圈，就说，咱们今天先别聊了，你先睡觉吧。这一天刚好小河要值夜班，马蜂跟几个兄弟出去过夜了，我终于犹犹豫豫地跟她说，要不你去屋子后头床上睡？她眼中露出一丝惊喜，显然是期待的，可仍扭捏地说，要不还是算了吧。我看着她明明累得要死却还强撑着清醒的样子，干脆把她直接拉进了屋。我指了指我的床，说你要是不嫌弃我就直接睡。她看我坚定的样子，就低了头，羞答答地躺到了我的床上。我睡到了马蜂的床上，故意转了个身背对着她，说了句晚安。

我也没多想啥，就睡着了。到了半夜又突然醒来，感觉身上汗津津的，似乎是被热醒，可天气并没那么热。我在床上翻了个身，结果看到她睡在对面，第一反应吓了一跳。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换掉了白天穿的超市员工的衬衣，换上了夏天她来找我时穿的那条白色连衣裙，让她的手臂和小腿都裸露在外面，洁白的脚蜷缩在床的里侧。按理说房里应该一片漆黑，可我却清晰地看见她的身体、她的皮肤，甚至是她腿上浅褐色的汗毛。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她的身体柔软安静，就像画里的人一样。我感觉自己的呼吸急促起来，身下逐渐产生了异样，低头看见自己被顶起的裤子，一瞬间感到羞耻与罪孽起来。你把她当什么人了？我质问自己，开始痛恨身体上可耻的反应。不管她做过什么，她都是纯洁的呀！你怎敢对她产生这种妄想呢？我想让自己冷静下来，便扶着床边走到窗前，想开窗通通风，却突然被她的呼唤锁住了脚步。甲哥，你怎么醒了？她问，声音简直化成了一滩水。我不知所措地转身，看见她坐了起来，还在睡眼朦胧地看着我。我慌张地说，没事，热醒了，我开个窗子。我希望她赶紧继续睡，可她却下了床走向我，随着她靠近，我感到下体更加自行其是地猖狂起来。她也显然看到了我耸起的裤子，好像诧异地愣了一下。我踌躇不安地开口了，结结巴巴地道歉，并想说我没有任何肮脏的想法，可又好像百口莫辩，我用手挡住了下身，觉得羞愧难当，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但她脸上的诧异也只是一闪而过，随即就浮上了往日的纯真与温柔。她靠我更近了，很轻地在我耳边说，这没什么的。她竟把我的手从我身下移开，放在她的腰上，然后主动地搂住了我的肩，并吻了上来。她的身体与我紧紧贴在一起，我能感受到她身上每一处的潮热与起伏。我又感到自己在上升，冲破了头顶的薄瓦屋顶，冲破万丈的黑云和夜幕，然后和她一起发抖地、失重地坠落。这一次我不再是让怀中的那个人托着我了——我也托着她，我让自己的动作尽量轻柔，我抱着她，吻着她，听着她低低的呢喃，我的肢体和灵魂都塌陷在她的柔软里。最后我又感受到五雷轰顶般的爆炸，无边无际的光明冲到了我眼前来，我全身一抽，倒了下去。

我迄今都记得那个颓然低迷的秋夜。可如果问我究竟为什么会记得——是因为爱她吗？我的确爱她，但不是因为爱她。后来我和她也做了很多次；在遇到她之前，我也在玉泉路一带和其他女人做过很多次——这件事情没什么稀奇的，可我就是清楚地记得那一夜。如果真的要追问，我只能说：因为我迄今都不知道那一夜是不是梦。那个已经过了秋分，却让我因燥热而苏醒的夜；那个即使在漆黑之中，她的身体都清晰可见的夜。她什么时候换上的白色裙子？当我蹑手蹑脚地去开窗的时候她为何也会醒来？我不敢再多想了，我还是那句老话——我宁愿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且我的回忆没有在里面添油加醋。后来我把她抱在怀里睡着了。丝绸般的风从窗外飘了进来，那一夜我睡得格外踏实，梦境都是零零散散的美好的片段，混合着不知名的花香，明暗交替的光线，还有她跑着跳着走在我身边时，美丽而影影绰绰的身影。

第二天醒来之后她已经不在身边，我慌张地穿好衣服，从后屋走到网吧里面，却看见她已经又打扮得整整齐齐，正坐在一张空桌子上，和马蜂小河说笑。她看见我，从桌子上跳了下来，把一个塑料袋递给我，说是给我买的早饭，让我洗漱完赶紧吃。马蜂和小河都在一旁艳羡地说，甲哥，你找的对象可真好。我看他们也都在吃饭，估计也是静静买的。她有些得意地笑了笑，说要去上班了，让我们也先忙。她带着个小布袋子走了，里面装着她的水壶和饭盒。她走之前还偷偷地看了我一眼，那种依依不舍与含情脉脉让我一下又想起昨天晚上的事，身下差点又不受控制了起来。我赶紧坐下逼着自己冷静，小河还在旁边念叨，说嫂子人真好。我还有点惊讶，想着静静之前和他们几乎没啥来往，怎么今天突然就变得这么熟了？他们说，静静今天先是把网吧前前后后打扫了一遍，然后给大家买了饭，聊天的时候她还说自己一直在这里麻烦大家，挺过意不去的，以后也尽量帮着做点事情。

我们三个破天荒地第一次聊了那么长时间。我又把我无聊的过去讲了一遍，他们问我怎么跟静静认识。他们似乎完全不记得初春的一天她曾经闯进过网吧，或者说记得有这么一个年轻姑娘，但没跟她联系起来。我说她就是走投无路了，碰到了我。我说她命苦，在家没过啥好日子，来了成都陪她哥打工，结果她哥还去世了。我刻意隐去了她当小姐的那段事情，他们听完都充满怜惜地说，甲哥，那你可得好好对人家。他们也轮番着开始讲自己的故事，我第一次知道平日里风流不羁的马蜂其实是个伤心人。他上完技校去了一家电子厂拼电路板，遇到了一个清纯的漂亮女工，两人一见钟情，才认识一周就谈了恋爱，好得死去活来，该干的事情也都干过了。谈了一年之后他认真地开始考虑与她结婚，结果一个广东的商人来厂里谈合作，住了几天，见了一批员工代表——里面就有他对象。等那个商人要走的时候，他对象已经挽着人家的胳膊，一口一个“吴老板”甜甜地叫着，眉目间净是风骚，恨不得让全厂人都知道她傍上了这个大款。他看着她上了这个秃顶大肚腩男人的吉普车，气得肺都要炸了。从此以后电子厂的人分为了三类，一类是同情他的，一类是把他当笑柄的，第三类最多：又同情他又把他当笑柄的。他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里愤恨地辞了职，决定开启崭新的生活。小河的故事就简单了很多，他爸之前在郑州的一家饭馆当服务员，后来饭馆改成了网吧，他爸就继续在网吧当网管，他读完初中就也去那家网吧当网管。有一次他偶然听一个客人说这边网费真便宜，成都比这里贵两倍。常年在网吧精打细算的经验让他立刻推测：高网费意味着网管的高收入。这话让他对成都产生了向往，并在终于说服了父母后，正式地告别了自己与自己的父辈生活的地方，只身前往这座陌生的南方城市。收入果然比在郑州高了很多，让他为自己高明的选择感到骄傲与自豪。他说这些话时就仿佛世界上除了网管再也没有第二个职业。

从那以后我再没让静静在外面桌子上睡过，我们把后屋简单改了改，把床的位置挪了挪，中间拉了个帘子，马蜂和小河睡帘子的一侧，我和静静睡另一侧。床虽然小，但我俩挤一挤，还是能勉强睡踏实。马蜂总在周末和兄弟们出去喝酒，小河也总值周末的夜班，因此我和她每周末都会做那件事。我们并没有过商议，但这似乎成了我与她之间的一种默契。每到周末，我们躺在一张床上时，不等我开口，她总会主动凑到我身上，一边把她的舌头往我嘴里送，一边解我的衣服。最开始我天天盼着着周末，但在习惯了如此之后，也就觉得没那么期待了。

从秋至冬，我们就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我曾三番五次暗示她也许应该将哥哥的事情告知家里——哪怕只是写封信回去。可她总在回避，并告诉我，父母只会痛苦并憎恨她一辈子。我说，可你一直在想方设法救你哥哥，他们怎么可能记恨于你？她说，就因为我活了下来，就因为我没有替哥哥去死。我后来也就不再提这件事情。她的一大爱好仍是在晚上听音乐，她把网上能搜到的贝多芬的曲子几乎都听了个遍，并选出了自己最喜欢的几首：月光曲，致爱丽丝和欢乐颂。她的另一个爱好是逛街，尤其是逛夜市，有时候我们能一直往城中心走，把一路上的地摊广个遍。我们花钱不多，大多数时候只是买点饮料，偶尔会买几件衣服。她其实还挺爱美的，每次我俩出去逛街，她都要纠结半天穿啥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了再出门。她还慢慢地学会了打字，有时会在一台电脑上打开记事本，打字写几首诗。她写的每一首诗我都会我都会去读，不管读没读懂，都说写得真好。我还记得她曾写过一首歌颂黑夜的诗，她说虽然是在歌颂黑夜，实际上是在纪念哥哥。

献给黑夜

究竟如何能找到你？在虚无的黑夜里
我一身孤苦伶仃的哀戚
北风中的乌鸦飞到南岸，饮水啄食
我说，我应当是乌鸦的黑眼睛
从古老的传说中飞来，追寻被砍断的生命
一边飞，一边揉皱黑色的天空
黑夜的另一侧是另一个我，听见
枯叶的撕裂，枯河的流淌，你飘舞的灵魂
听见一万只乌鸦的啼哭
我伏贴大地，或者仰望虚空
都找不到你所说的黎明

我的文化水平当然没法让我看懂这首诗，但那几天她一直在写这首诗，边写还边念叨，念叨多了，我就记住了。其实后来她开始念叨别的诗，我也就忘了这首诗。但又在很久之后——那段时间关于她的所有的、已被我遗忘的琐事片刻不息地如潮水般不断涌进我的记忆，被迫去回忆她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我竟然一字不差地把这首诗想了起来。那时我读着这首诗，勉强能感受她对哥哥的思念；可后来我只能想到她。

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她写完一首诗后总会把它从记事本里删掉。我总是劝她别删，她刚开始说没必要留着，写完的诗自己能记住。后来又改口说怕被别人看见。这我实在没办法，我当时又没钱给她买一台电脑，专门让她写诗。我觉得她纯粹是觉得打字有意思，应该并没有在这种高科技产品上写诗的执念，于是就决定给她买个专门写诗的本子。恰好快到新年了，有一天趁她去上班时，我拉着马蜂去给她挑礼物。马蜂带我去了不远处一所中学，校门口有两家很大的文具店，我进去挑三拣四，选了一个有锁的本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高档的文具，硬纸壳封面上印着两只燕子，比翼双飞，两情缱绻；本子侧面挂着一个金黄色的小锁，锁上还雕刻着玫瑰花。店主介绍说这是美国进口的日记本，写完日记之后锁起来，就不怕别人偷看了，中学生都特别爱买。我觉得这本子送她特别合适，就买了下来，跟老板磨了磨嘴皮，让他又给我送了两支印着小鸟的圆珠笔。

回去路上我们又路过了一家书店，我犹豫了一下，担心我和马蜂灰头土脸的样子遭到老板的驱赶，但还是走了进去，因为我看见最外面的货架上挂了个大纸牌子，上面写着“泰戈尔”。如果我没记错，她曾经提到过她哥给她送了这个作家写的书。我畏首畏尾地问店员，泰戈尔的书有哪些？店员说有新月集和飞鸟集。我又问，这俩有啥区别？店员说没啥区别，都是诗集。我不太想再买本飞鸟集给她了，有点害怕让她想起伤心的事情；另一本新月集的名字倒也好听，“新月”，象征着崭新的生活、崭新的人生。我把新月集买了下来，又多花了五毛钱，让店员给我拿粉色包装纸包了起来。

我让马蜂帮我把礼物藏好并帮我保密，直到元旦的前一天晚上。她晚上回来之后，我说今天晚上跨年，咱俩出去玩吧。她很高兴地同意了，跑到房里给自己挑衣服。我把礼物取了出来，放在桌子上，洋洋得意地等待她一会儿惊讶又感动的眼神。过了几分钟她出来了，穿着一件深红色的棉衣。她甜甜地笑着，站着看我，我发现她比往常漂亮了很多，她把乌黑的头发披了下来，衬得一张小脸干净洁白，眼睛扑闪，神采奕奕，一下子像电视和广告里的女明星了。我冲她说，你今天咋这么好看。她高兴了起来，走近我，说你仔细看看我有啥变化没。我又把她打量了一番，好像看出点端倪来，问，你嘴上抹东西啦？她点了点头，说是超市年底给女员工送福利，一人发了一支口红。我凑过去在她嘴上摸了一下，果然沾了一手指的红颜色。她轻轻把我手打了一下，说干啥呢，不许乱摸，我好不容易才画好的。我嘿嘿地笑了，从身子后面把给她买的本子和书取了出来，说，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她小心翼翼地接过去，先拿起那个本子，惊叫道，这本子怎么还带锁呢？我说就是让你写诗用的，你之前说怕别人偷看，用这个本子写完锁起来不就行了，谁还能看？她恍然大悟，语气中有些感动，说谢谢甲哥，我随口一说，你都这么上心。她又把另一个裹了粉色纸的书拿起来，问这是什么？我说你拆开看就行了。她沿着折线整整齐齐地把包装纸拆了下来，里面的书滑落了出来。她一下愣住了，怔怔地看着封面，深到发黑的蓝色底上画着一弯亮金色的月亮。她把书捧了起来，放到胸前，不可思议地转向我，眼中又惊又喜又伤感，泪水已经开始打转。我说，我就记得你说你喜欢泰戈尔，把飞鸟集也看完了，这是他另一本书，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她冲过来，右手抱着书，左手抱住了我。她说，甲哥，从来没有人这么在乎过我。我说以后我跟你在一起，你说啥话我都记着，你想要啥我就挣钱给你买。她使劲点头，缩在我怀里，说，甲哥，你会不会一直对我这么好？我说那当然，如果咱俩在一起一辈子，我就一辈子对你好。我陪她去把书和本子收好，然后一起出门了，走到人民北路上，找了家热锅串串店，坐在街边吃。有一个老太太在街边卖小白花穿成的项链，她拉着我去看，一低下头，香气扑面而来，让人陶醉。我看她挺喜欢，就给她买了一串花朵最多、最大的项链，挂在了她的脖子上。那一整晚我都被笼罩在馥郁的花香之中，包括我的记忆也都覆盖上了一层白色的、暖洋洋的花香般的薄雾。

可是——纵然那天的回忆如此真实——可是冬天哪来的花呢？我怎么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任凭这个细节在我的记忆中占据了这么久？我还觉得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穿成项链的小白花，可实际上成都每年春夏满街都有人卖细线穿起的黄桷兰——虽然他们都把这种花叫黄果兰。我慌张地深入记忆中去搜寻，想找到真实到底是什么，然后理所应当地一无所获。这种时候我就不敢再往下想——会不会那天晚上我就没陪她出去逛街，会不会我甚至没给她准备礼物？我当然清楚记忆总是不确定的，大多数时候我都愿意坦然地接受错综模糊的记忆，可那天的花香实在是让我无法信服自己。

记忆只是告诉我：晚上我们吃完了串串，就拉着手沿着人民北路往天府广场走。路上也有不少和我们一样的年轻情侣，一路上摆满了地摊，卖啥的都有：衣服鞋帽，钱包皮带，盗版磁带，锅碗瓢盆，皮球毽子，报刊杂志，武侠小说，老花眼镜，还有卖小孩玩的发条玩具、女人用的口红粉扑。我们经过一个围满了年轻人的书摊，好奇地挤了进去，看见大家都在哄抢最上面的一摞书，封面上印着几个外国裸男，还有两个穿了衣服的金发美女。这样大胆的封面让我一下兴奋了起来，我也抢到了一本，站在人群里把它举到面前，得知这本书叫《在路上》。那时我还不知道杰克凯鲁亚克是谁——或者说不知道任何一个美国作家的名字，但好奇心驱动我翻开看，里面是发黄的纸，散发出淡淡的霉潮味，上面写的话我一句也没看懂。老板站在那里大喊着，别抢了，就这么几本，要买的搞快点啦！我想这可能是个什么稀罕书，问了问多少钱，老板说五块。这顶得上我两天的饭钱了，我有点犹豫，却看见身边的年轻人都在一气呵成地付钱拿书，就狠了狠心买了下来。我挤出人群，看见静静在那里等我，手上也拿了一本书。我凑过去看，上面印着三个字，草叶集。我觉得这名字跟飞鸟集、新月集特别像，就自作聪明地问，这也是泰戈尔的？她说，不是他，我本来也以为是泰戈尔，但翻了一下发现是个美国诗人写的。她又看了看我手上拿的书，又羞又急地说，你买的啥东西？看着这么……这么……她说不出口，我帮她接了下来，说看着这么色情呗。我说这也是个美国作家，你看封面上写的，世界文学经典，说不定写挺好，我回去慢慢看。她没再和我争辩，我们又往前走，她说有点冷，我看街边有卖围巾的，就走了过去。老板热情地招呼，帅哥美女，买条围巾嘛？我问她喜欢哪条，她看了半天，指了指一条大红色格子的。我豪气地跟老板说，就要这条。老板一边答应一边从架子上往下取，又补充着说，帅哥要不要也来一条？这有条蓝格子的，你俩凑个情侣款多好哟！我听了更来劲了，一看那条蓝格子围巾也挺好看，就也要了。老板一边取一边说一共三十块，我正准备掏钱，被她叫住了。她伶牙俐齿地搞起价来，说我们一次买你两条，不得便宜点？她成都话说得特别快，才扯了几句，老板就宣布一共二十块。她满意地笑了，我付了钱，她接过围巾，亲手给我戴上。老板在旁边起哄说你这对象真会给你省钱。我俩又挽着手继续往前走了，终于走到了天府广场，上面站满了人，大家都冻得搓手，但特别兴奋。不知道谁率先喊起了倒计时，一个人喊十，十个人喊九，一百个人喊八，所有人都喊了起来，数到了一，全世界的人叫着新年快乐，欢呼雀跃的声音震耳欲聋。大家互相抱着跳着，我也高兴得把她抱了起来，转了个圈，她发出咯咯的笑声。这时候突然天空传来一声巨响，把我们吓了一跳，只见一个巨大的烟花在夜幕中绽开，火光四射，五彩斑斓，边缘的火花又炸成小的烟花，绚烂的火星像瀑布一般闪着红光成片洒下，整个天空都被照亮了、染红了。人们都屏息仰望着天空，逐渐有人开始喝彩叫好。更大的、更多的烟花开始炸开，红色的像灼热的太阳，金色的像璀璨的流星，绿色的像巨树的繁叶，白色的像狂躁的冰雹。我和她都看得入迷了，被这样流光溢彩、闪耀夺目的天空吸引得移不开眼睛。在震天的爆炸声中，我大喊了一句，静静，我永远爱你！她吓了一跳，转过了头，看着我因激动而发红的脸，也冲我大喊，我也永远爱你！我俩抱在了一起，那一刻我觉得我们是和烟花一样热烈而奔放的。

十

过年前刀总说今年业绩不错，给我们每个人又多发了一个月的工资，还说年后涨工资，一人再加二十块。他早就知道我跟静静处对象的事，也知道她在跟我们一起住，但这在我们几个人之间似乎是心照不宣的事情。我把奖金全都寄回给家里了，又附了一封信，说今年得留下看店，过年就不回了。实际上我是想跟静静呆在一起。马蜂和小河都回了，刀总跟我说，还是老规矩，三十到初七关店，初八准时开门。静静本来还在愁过年没地方去，我说我留着陪你。她问我咋不回家，我说来回车票贵，回去了也没啥可干的，还不如直接寄点钱给我爸妈。过了几天，她说得囤点泡面，不然过年找不到地方吃饭。我说不用，咱店里有灶，我给你做饭吃。我说这话其实挺心虚的，因为我之前在家里做饭不多，手艺也不咋样。她惊讶地问，你们这里还能做饭？从来没见你们做过。我说后面屋子小，怕油烟味跑出来让客人不高兴，平时都不做。她懂事地点了点头，当天晚上就气喘吁吁地带了一堆东西回来，酱油盐醋，半板鸡蛋，一瓶豆瓣酱，两根香肠，三包速冻水饺，还有几捆菜。我震惊地问，咋拿了这么多东西？然后又埋怨她不提前跟我说，不然我还能帮她拿点。大年三十当天静静从下午开始忙活，晚上做好了一桌饭。我把酒拿了出来，让她跟我一起喝。我俩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不知道为啥，普通的青椒炒鸡蛋、白菜煮香肠在她手下就变得跟山珍海味一样，我一直在埋头狂吃，几乎不怎么搭理她。她忧愁地看着我，说你咋跟几天没吃饭一样？我说你做的菜实在太好吃了。我腮帮子里塞得满满的，向她投去感激又钦佩的目光。她有点惊喜，说真的假的啊，从来没人说过我做饭好吃。我一边说当然是真的，一边又夹起一大片香肠塞进了嘴里。她问，那我以后还给你做饭好不？我说好，她又问我以后给你做一辈子饭好不？我的筷子停了，郑重地抬起头来说好，想想又觉得不对，说我也得给你做呢，咋能让你一直给我做。

那时候我也不懂啥海誓山盟，什么许诺都没给过她，就似乎是在这样每天周而复始的无意义的对话中与她私定终身了。过年那几天我俩经常出去玩，我印象最深的是锦里，当时我都不知道这是啥地方，还是她给我讲了“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旁边就是武侯祠，据说是纪念诸葛亮的，她站到戏台上给我唱了一段曲子。她还想去都江堰，但离我们特别远，得坐大巴车才能去，就作罢了。我们晚上没事干就走到天府广场去，逛一会儿地摊，看看高高的毛主席像，我还能清晰地背几句毛主席语录出来，虽然现在已经没什么人念叨毛主席了。晚上我们在床上都放得比往常更开，因为不怕别人打扰我们。第二天我们也想睡多久就睡多久，有时候醒了也不想起床，就躺在一起无拘无束地聊天，有时候躺到中午才起来，她做饭，我在旁边打打下手，然后一边吃饭一边商量下午再去哪玩。

初七的时候马蜂和小河都回来了，马蜂还喜气洋洋地带了一个穿护士服的小姑娘来见我们，声称是他新谈的对象。马蜂过年前感冒了一次，去卫生站打了几次针，就认识了这个小护士。俩人过年经常在一块玩，一来二去就好上了。他还带了一把吉他，说他喜欢上了唱歌，从今往后要练习歌技。我们网吧对面有一家卖磁带唱片的，天天对着街道放情歌，所有人都嫌吵，马蜂忍了快一年，终于找到了反抗的机会，他搬了一把椅子放到街上，翘着二郎腿，抱着吉他，一通瞎弹，开始哀嚎：我怎么哭得如此狼狈，是否我对你还有些依恋？最后用嘶哑的嗓音低低地唱着：痛哭的人，痛哭的人……小河经常跟我说实在是太难听了，但我觉得他唱得很情真意切。最终有一天她女朋友来看他，听见了他唱这首歌，非常生气，问他是不是还对前女友念念不忘，马蜂慌张地说不是，花了好久把女朋友哄开心，从那以后就又换了一首歌练习，唱得更难听了。

春天到了。我爸妈来了信，我妈说还挺想我的，让我以后过年还是尽量要回来。还说了不少好事：我有一个远房堂哥结婚了；村里修了新路挖了新渠，还准备给每户都铺上电话线。等到夏天又来了一封信，先说我爸用了什么高档化肥，今年麦子长得非常好；又说电话线铺好了，还告诉了我家里的电话号码，让我有空打一下试试。静静也在一旁看着我的信，流露出羡慕的神色。她说，你妈好像对你特好，还很关心你。我说我妈就是对我贼好。我急不可耐地想要打电话试试，以前我上中学的时候，只知道厂长、副厂长和支书家里有电话。我去街上找了个电话亭，往里面投了几枚硬币，把电话拿起来放到耳上，照着信上的电话号码一个一个按，最后庄严地按下了拨号键。静静在旁边紧张地看着我，她好像也没用过电话。我听见电话那一端传来呼啸的风声，还有滴滴的声音，有节奏地循环着。过了一会儿滴滴声消失了，但乱糟糟的风声还在，伴随着一个女人时断时续的喊声，喂？喂？我一下辨认出那是我妈的声音，我对着电话筒大喊，妈，我是一甲！我说完之后那端又喂了几声，然后好像突然惊醒一般，说一甲啊，你打电话来啦！那端的声音变得清晰了很多，的确是我妈，她听起来特别兴高采烈。我还没说出完整的话，就听见她开始大呼小叫，喊着我爸的名字，让他也过来跟我打电话。她激动尖利的声音刺得我耳朵疼，但我也很兴奋。电话那端传来呲呲啦啦的声音，我爸过来了，严肃地对电话说，喂，一甲，我是你爸。我跟他们聊了几句，结果电话机传出一个女人的提示音，说要超时了，让我要么加钱要么挂电话。我就赶紧又扔了几枚硬币进去。其实他俩的声音一直断断续续的，我大部分话都听不清，但就是聊得热火朝天。静静一直在旁边听着我们说话，最后我们聊得差不多了，我急忙忙地喊道，爸，妈，我谈对象了，让她也跟你们说两句！我爸妈一下子愣住了，不可置信地问，你说啥，你有对象了？我把电话塞到静静嘴边，让她赶紧说点啥。她紧张地说，叔叔好，阿姨好。她的声音又细又甜，我妈上一秒还在吃惊，下一秒就心花怒放，不停地说好，还跟我爸说，这闺女一听声音就惹人喜欢。我妈还想继续聊，看静静有点害羞，就凑到话筒上跟我爸妈说，先不说了，下次我把人带回来给你们看！他们连声说好，电话机里又提示我没钱了，我就赶紧说了几句再见，把电话挂了。

挂完之后电话里只剩嘟嘟声了，我恋恋不舍地听了一会儿，才把电话挂好。然后我准备拉着她的手回去，却看见她泪流满面地看着我不说话。我吓了一大跳，以为自己哪里做错了，特别小心地问，你……你咋了？她带着哭腔问，你真要带我见你爸妈？我支支吾吾地小声说，我是挺想的……我还担心她是不是不情愿，但她一下子贴了过来，紧紧抱着我的肩膀，说那你可不许反悔。我这才明白她是感动了。我说，我怎么可能反悔，我都说了要一辈子对你好，以后我爸妈就是你爸妈。

就是从那天开始我认真考虑着我们的未来了。我想也许明年过年就应该带她回家去，我想我爸妈肯定会喜欢她，把她当亲闺女一样对待。我想我应该开始好好攒钱，以后在成都买个宽敞的房子，我俩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也的确这么做了。虽然我之前花钱也不多，但现在更是节俭。夏末的时候刀总还突然找我谈话。他先把我表扬了一番，称赞了我的工作能力，然后开始一番论述：这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就在这两年，科技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正在进行突飞猛进的发展，网络将成为全世界的大势所趋。他预测两年后上网的人数将比现在再翻十倍，等到那时网吧将成为最赚钱的行业之一。他说，我儿子上小学去了，家里终于清静了，我准备开分店，在锦江和武侯区各开一家，今年看好商铺，争取明年春天就能营业。最后他对我说，一甲，你有知识有文化，我对你非常信任，想把一家店交给你主管，你带着你对象一起过去，俩人都能安稳点。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问，真的假的，还有这种好事？他说看你这么高兴，那就是同意了？我说当然同意，刀总这么大的信任，我是三生有幸。刀总说那你这半年就多学着点电脑和网络知识，明年新店就交给你了，到时候设备更换和维修都得你管。我感激得简直想要五体投地，当下跟刀总鞠了个躬。

我从来没有这么盼望着新一年的到来。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我也没法藏着掖着，很快就告诉了静静。我洋洋得意地说，等明年你就不用在超市当收银员了，你给我当收银员就行。她也觉得好，也支持刀总的观点，让我多学学电脑、鼠标和键盘都咋用，多研究那些乱七八糟的线都咋接，多看看现在流行的电脑软件都有啥。她还在超市早出晚归地工作着，每天数钱数到手发软，但钱都不是自己的。她听另一个收银员说在银行工作不用数钱，有一种叫点钞机的机器，把钱塞进去，等它再吐出来的时候，就帮你算好总共有多少钱了。我说，那等咱去了新网吧，我也买个点钞机。她又想了想，说点钞机只能识别五十块钱以上的纸币。我听完就泄了气，五十块钱以上的纸币我都没咋见过，点钞机估计买了也没啥用。她还说去了新网吧肯定赚得比现在多，我俩应该办一张银行卡，把钱好好存起来。我吹牛说，现在人们不是都说越靠海越有钱吗？等我挣了大钱，我还要带着你一直往东走，我要带你去看大海，带你去海边过最好的日子。我们经常这样为未来鸡毛蒜皮的事情操心着。我甚至还说过，等明年安顿下来我就满22岁了，想跟她直接领结婚证。那天晚上我学着电视剧里的男主角，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从春熙路的首饰店买来的银戒指，在她面前单膝跪地，问，静静，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她也像电视剧里的女主角一样捂住了嘴，眼里泪花闪烁，抽噎着说，我愿意。我把戒指戴在了她的中指上，她说应该戴无名指，我就又笨手笨脚地摘了下来，戴在了她的无名指上。银戒指在她的手上泛着亮晶晶的光，我轻轻地吻了她的手，然后站了起来，把她抱在了怀里，感觉她真的永远属于我了。

我每个月都会跟我爸妈打一次电话，也会让静静说几句。我妈特别喜欢跟静静说话，刚开始还主要是我跟我爸妈聊，打了几次就变成了几乎全是静静跟我妈聊。十一月的时候他们说家里下雪了，过年也不远了。我当时就说今年过年我要带着静静回家来，我妈乐不可支，还连声问静静喜欢吃啥，她提前准备。静静听完也觉得应该给我妈准备些礼物，但我想了想，也不知道我妈喜欢啥东西。我又思考了几天，终于记起来上次回家给她带了几件新衣服，她还挺满意。我跟静静说，咱俩干脆过年前去买些新衣服，体体面面地回去，给我爸妈也买几件。

冬天的时候小河也谈了对象，对方是个胖胖的小姑娘，说话特别好听，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在面包店当学徒，常常晚上下班后来找小河玩，给我们送一些没卖出去的甜蛋糕。跨年的晚上我们六个人一起去吃火锅，我们三个男人挨着坐在一起喝酒，剩下三个姑娘叽叽喳喳地聊个没完。大家注意到了静静手上戴的戒指，起哄问咋回事，逼供般让我把那天晚上的求婚场景复述了一遍。我们吃饱喝足，开始商量去哪里玩。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都是天府广场，但也早就去腻了，又说去歌厅唱歌，但附近几家的包间都订满了。我们觉得无处可去，就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并大声地喧哗，呼出白腾腾的热气。我们不知怎么最后走到了府河边，河面上一块冰都没结，河水正声势浩大地穿城而过。

我一直喜欢回忆那个夜晚。我处在我一生中最得意、最潇洒的年纪，和我最心爱的姑娘、最要好的兄弟们在一起，从马路的一侧飞扬跋扈地跑到另一侧，自行车和汽车的灯光直戳戳地到我们身上，惊慌失措的捏闸声、打铃声、鸣笛声引得我们发出得逞般的大笑。我们趴在石栏上对着滔滔的大河欢呼，模仿水面上那些野鸟嘹亮的怪叫。然后我们沿着河边的人行道疾行而下，我扯着静静的手健步如飞地跑，他们跟在我俩身后，跑到下坡时，我们快乐得像要飞起来。河面上有桥，桥上挂着明亮的灯，时不时有风吹过，把水面吹得摇摆荡漾，水面上呈现出的楼房、铁桥、树木与灯光的倒影也都摇摆起来，整个世界在水中变成了起伏的波浪。空气中弥散着水的凉味和腥味，与粘稠的风搅和在一起，让我的鼻子发痒。我们的谈话声有时被哗哗的流水声淹没，我们就提高声音、扯着嗓子开始喊，热气从我们的腹部传到嗓子里，再从嘴里传出来，汇聚到一起往上面升。我们耀武扬威地走到高架桥下，马蜂跑到马路中间，站在车流中心屹立不倒，犹如一尊神像。姑娘们担忧地呼唤他，我和小河大叫着给他鼓掌。我感觉我比他还要兴奋，长时间的奔跑和热情的叫喊让我的心跳个不停。发黑的道路上躺满了燃着的烟头，风正在逐渐变得凛冽，潺潺的河水势如破竹地奔向远方，我感觉我自己以及这整个城市正在经历一场狂乱的梦。

实际上，在那个冬天，我每晚都会梦到四年前的盛夏时节，那辆从渭北的平原上驶向成都的火车。在梦里我能清晰地感受我身边的一切：我的眼睛被阳光照得发热，我的脸颊贴着光滑的温暖的玻璃窗。我能闻到我手中的烟味、田野中的麦子味，我的心狂烈地蹦跳着，我自由自在、充满希望地奔向一座传说中醉生梦死的南方城市。我整夜的梦都是在火车上。火车一直开、一直开，阳光一直照、一直照，铁路没有尽头。

十一

其实我的故事可以在任何地方终止。比如说现在——我就挺想让这个故事在这里结束的，在我蒙蒙亮的生活和飘飘然的梦里结束。可是没办法，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知道：大多数人生活在故事终止之后。故事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不论故事的结局是什么，人们都得在结局的庞大阴影里继续生活，继续鸡毛蒜皮、吃喝拉撒几十年，并在这几十年里试图用全部的人生解释被自己逐渐虚化的记忆。

所以我还是得讲下去。自从跨年那天的狂欢后，我很久都没有再做关于火车的梦。我们在凌晨回到网吧，全都筋疲力尽，打开门，大家簇拥着涌了进去。我们东倒西歪地躺在椅子上桌子上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静静又是最早起来，给每个人都买了早饭。下午大家又觉得无聊，在酒吧里打了一会儿牌，然后我去门口抽了根烟。静静从后面跟了过来，想看我在干啥。我们一起盯着街对面，有一对夫妻提着一条鱼和一袋菜缓缓地走路，女人戴着红围巾红手套，打扮得特显年轻。还有一个老头子朝他们迎面走来，快要擦肩而过的时候，老头突然跌倒了，直挺挺地躺在人行道上。

我们都吓了一跳，静静说要过去看看。她赶紧跑出了门，这时两个夫妻也面面相觑，蹲到了地上，喊着跌倒的老头，但又不敢伸手去扶。静静一路小跑到街对面，跟那对夫妻说着什么，老头突然又抽搐了几下，从地上坐了起来，有些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三个人。他们三人关切地和老头交谈了几句，老头已经手脚麻利地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弯着腰和他们几人道谢，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静静也回来了，我问她发生了什么。她说那个老人就是突然晕倒了一下，也没磕着碰着，啥事都没有。我们说送他去医院看看，他也说不用，急着回家给老伴和孙子做饭。

我点了点头，没再多问，心里想的全都是一个月之后过年的事情。我算着日子，想着可能得提前去把火车票买了，或者跟刀总打个招呼，提前回去。当时我并没有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可是，又有谁能预料到街对面那个老人会立即死去呢？即使第二天另一个年轻小伙子跌倒在电脑前时我都没把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当时他正打游戏打得昏天黑地，结果身体突然就向另一侧软软地斜了过去，人倒在了地上，把椅子也弄翻了。我立刻过去看，只看到他的脸色白得吓人，上面浮出一层浅灰色，细汗从他的额发之间渗出。我伸出手想去扶他，可他突然抽动了一下双臂，闭紧的眼皮下方，眼球也在快速地转动，仿佛想要挣脱那层皮肤的的束缚，从眼眶中跳出来。我看得极其害怕，已经准备出门打电话叫急救车，他却突然猛地睁开了眼睛，直直地瞪着我，嘴也张开了，用力地大口喘着气，胸脯起伏不断，像要把全世界的空气都吸进肺中一样。他开始对我说话，但发出的声音含糊不清，我很努力才辨认出他的话——他在问这是哪。我这时才敢伸出手扶他，让他慢慢地靠着桌边坐起来，对他说这是在网吧里。他又问是什么时候了，我说下午五点了。他脸上露出很困惑的神色，刚才昏迷时的那层浅灰色已经褪去。他好像慢慢回忆起来了一些事情，又问，我刚才是晕倒了？我说是，但你晕了几秒就醒了。他这时候好像已经明白了发生的所有事情，又扶着桌子站了起来，说，我感觉像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我梦到……我妈带着我和我姐出去玩。他揉了揉太阳穴，说，估计打游戏时间太长了，打出幻觉了。我担忧地问他有事没，他抱歉地看了我一眼，说谢谢你啊兄弟，我没事，你关机子吧，我不敢再打了。我帮他关机结账，他付完钱已经精神焕发，看着也的确没啥事。我把他送出了网吧们，一直目送他的身影从长街上消失。我当然没有把这个年轻人和那个老头联系在一起，但我当时站在门口目送他走远，突然觉到一丝莫名的、难测的紧张。

一周后马蜂的女朋友突然来了。她还穿着护士服，同我们说话时，眼睛里已经笼罩上了忧愁。她说卫生站上周收了三个感冒病人，每个人刚来的时候都看着没啥大碍，都说自己感冒了几天，吃了药也不好，来卫生站看看咋回事。卫生站能做的就是开药打针。有一个病人打了几天针就健康痊愈了，但剩余二人病情反而一路急转直下，最严重的一人甚至开始难以呼吸和说话。两个病人被慌乱地转进附近一家医院，然后都在三天内死去。

我们听得有点震惊，我傻愣愣地问，你们卫生站咋摊上这么诡异的事情？她转向我，说不只是我们卫生站。她说三院最近接了一大批感冒病人，一半人打几针就没事，一半人三四天就不治而亡，现在已死了十多人。她给我们几个一人拿了两个口罩，说，三院乱成一团了，我都被调去帮忙了。你们最近出门把口罩都戴上，院里有传言说不是普通流感，可能是什么新型传染病。小河张大了嘴，说，不会是瘟疫吧？我们都被这个词吓了一跳，静静捂住了嘴，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时倒是马蜂的女朋友变得最为镇定了，她说，肯定没那么严重，但大家还是要小心点。我突然感到一丝奇异的预感，我从椅子里直起身，盯着她问，得病的人里有没有一个老头，高高瘦瘦的？她说有一个，就是送来我们卫生站的，你咋知道？我顿时感到一阵毛骨悚然，跌坐在椅子中，失神地看着静静。静静颤抖地说，当时有个老头在网吧门口晕倒了，我去扶了他。小河在旁边下意识地补充了一句，你可能也要被传染了。死一样凝重的空气中，只有马蜂的女朋友轻快地笑了，她说别这么紧张，要是扶一下都能传染，我早就该得病了，咋还能在这跟你们说话？我们面面相觑，觉得她说得似乎有道理。她没坐多久就准备回医院了，马蜂说陪她去，她回绝了，并对马蜂说，如果真的是传染病，我就得去治病救人，你就再别来找我了，等病情过去我来找你。马蜂拉着她说，如果真是传染病你还去上班干啥，你要是也得病了咋办？她愤慨地甩开了他的手，问，你啥意思？我宣誓过要为人类健康奉献一生，别说是传染病了，就算真的来了瘟疫或者战争，我也会去救人。她转身走了，马蜂在后面提心吊胆又虔诚地望着她的背影。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静静整日忧心忡忡，她既为那位赶着回家给老伴和孙子做饭的老人感到难过，也为自己可能会遭遇的不测感到焦虑。我劝她别担心。我告诉她有一天我也在网吧扶了一个晕倒的年轻人，也许他后来也得病而死了——若真如此，如果她被传染了，我也会被传染，如果她真要死了，我也会陪她一起。她被我的话吓得脸色煞白，但好处是她立刻开始坚信我和她都会平安无恙了。她也迅速对这一事情做出了反应，除了每天不嫌麻烦地督促我们戴口罩，还从超市拿了一瓶消毒水回来，每天泼在网吧的地上，把地拖一遍。有的客人被刺鼻的味道熏得很是不满，如果她恰好在场，总会柔声细语地劝说一番，说到了冬天可能有流感，我们是为了贵宾们的健康着想。又过了不到一周，客人们已经不再抱怨消毒水的味道——几乎人人都已知道三院中堆满了传染病人，流言蜚语已经遍布全城，以菜市场为核心，一直传到了我们网吧来。几位网客向全网吧的人滔滔不绝地介绍传染病的现象：患者初期症状为轻度感冒，鼻塞喉疼，持续一周，一周后如果病好了就啥事没有，但如果一周后突然昏迷了——就没救了。患者的血氧会不断降低，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最后会憋死。有传闻说三院的输液室已经变成了隔离室，禁止任何人探望，感冒的人在里面惴惴不安、生死难测地打针，一旦晕倒就直接被送到到重症室。有传闻说晕倒后必死无疑，但也有传闻说三院至少救活了一半晕倒的人。传流言的人也分为了几个派系，为某些细节争执不休。其中一个派系的领导人物是一个粮油店老板，他每天下午来上网一小时，大家都对他的话最为信服，因为他老婆的表姐的堂弟的父亲刚刚从三院的急救室死里逃生，拥有一手信息。他说晕倒的确是重症的主要征兆，重症之后能不能挺过来全看病人的体质，医院什么特效药都没有，就是靠抗生素硬撑。现在二院、三院、华西和医学院几个大医院都收满了病人，住院部一个床位都没有。他很专业地给出了诸多建议：多吃水果，多喝热水，注意卫生，加强锻炼。

又过了几天，我们那条街正中间的展板上突然贴了一张巨幅通知。省政府和卫生厅宣告一种丙类传染病已经在成都市内出现，要求全体市民认真防护，减少出门，任何感冒患者必须前往医院就医，并向派出所报告。通告下方列出了可就医的医院，以及详细的传染病的防护建议，比如说——酒精和白醋可以消毒，喝板蓝根能预防感冒。听说这是中央的几位专家来到成都调研，立刻要求发布紧急通告，这样的通知已经贴满了全城。原本的流言因为这纸通知彻底变成了恐慌，一下子让这座城市地动山摇了。当天静静就哭着回来，说超市的酒和食醋都被哄抢一空，剩最后几瓶时有人为之有人大打出手，砸坏了一堆东西。马蜂看完通知就去药店给我们采购板蓝根，结果两手空空地回来，说板蓝根早就卖完了。他挤在队伍中，口罩都被人抢了。小河运气好点，给我们又多买了几个口罩回来，还带回来了一个收音机。他把收音机放在了收银台上，恐惧又坚定地说，现在到处都是谣言，我刚才甚至听见有人说市长也病死了。现在啥消息都不能信，咱们就得每天听新闻，中央咋说，咱们就咋做。

于是我们每天听新闻，每天去街中间看最新的通告。确诊和死亡人数每天更新，数字在不断上升，所幸治愈人数也在缓缓上升。小河一整天都支着下巴坐在收银台前，扭动着收音机的旋钮，认真收听所有和传染病相关的消息，并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给我们。他很快得知这次传染病本身就是普通的流感，通过飞沫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病毒变异后导致肺炎才致死，也很快得知不出半个月病毒已朝着东北方向传播到了北京去。来网吧的人并没有变少，也有更多的传言每天灌进我的耳朵里。大家讨论得最多的就是发病前作为不祥之兆的昏迷。一时间昏迷一词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似乎成了灭顶之灾的象征，听说离我们不远的石室中学里一个学生在班上突然晕倒了，全校师生吓得如鸟兽散，学校也直接封校停课，几个戴了三层口罩、全副武装的体育老师把孩子送去了医院，弄了半天发现只是低血糖而已。

关于昏迷的传言中有一条是关于做梦，在我看来最像以讹传讹的谣言，却被所有人奉为圭臬，因为只要经历过这次昏迷的人，无论最后是死亡还是痊愈，都会言之凿凿地说：在那场只持续十几秒的昏迷中，你会感到犹如做了一个极其漫长又真实的梦，梦里会经历自己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老年人梦到孙子蹒跚学步时第一次张嘴叫“爷爷”的场景，中年人梦到结婚时和爱人许下的海誓山盟，青年人梦到自己看着村边的火车和玩伴们欢呼雀跃的童年。甚至有人在濒死时，都上气不接下气地诉说昏迷时的梦：明晃晃的阳光与柔软的风，潮湿的玉米地散发出好闻的味道，母亲的手牵着他的小手，他的小手牵着妹妹的小手，三个人从镇上赶完集回来往家走。气息奄奄的病人一边说一边流下泪，含糊不清地呼唤着家乡和母亲，然后脑袋一歪，万籁俱寂。

对于传染病的一切人们都充满了恐惧，唯独对做梦不是。大家一边对做梦的传言深信不疑，一边围坐在一起讨论：如果是自己昏迷了，能梦到的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是啥？可几乎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答复，大家要么觉得快乐的事情很多，要么觉得就没有快乐的事情。甚至有人闪烁其词地暗示说自己也想经历这么一次昏迷，只要能重新经历一次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死也值得了。说这话的是一个戴眼镜的文质彬彬的作家，他每周来网吧一次，是为了在网络上发布自己本周创作的诗歌。大家说他是神经病，说要是能把病治好，晕一次倒没啥，死还是算了。许多年后我偶然在一个论坛浏览到这位作家写下的文字，一时间只觉得骨鲠在喉。他记录下来了他所听说到的每一场梦。他写了他所知道的所有受制于那场灾难中的人，他们琐碎的、平淡的人生，以及他们在生命终止之前看到的最后一缕光明。最后他写下，如果他也要在这个冬春之交死去，他希望能梦到自己早逝的父亲——他的父亲四年前被长江上一个愤怒的浪花所吞没。从那之后他每次望着东逝的长江，心中都只有憎恨。他希望梦到穿着军装的父亲抱着他走到一望无际、碧波浩淼的长江边，这样他就能彻底原谅这条像父亲一样养育了他的河流。

虽然大家从始至终都在恐慌，但似乎事情比我们所设想的还要糟糕。死亡人数一天比一天多，网吧的人越来越少，之前大家还喜欢聚在一起议论纷纷，现在整条街都冷清得几乎没人踏足。附近的饭馆也都停了业，紧锁大门。甚至有警察在街上巡逻，看见扎堆站在一起的几个人，会拿着喇叭怒吼，让大家散开。小河告诉我这场疫情的死亡率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他问，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的政府通告已经换了？我反问，不是每天都换吗？他说，之前发的通告一直说感冒了必须要去医院，还要告诉警察，今天已经没这么说了。我问为啥，他说，因为医院已经彻底塞不下人了，现在的感冒病人都是关到一间房子里打针，一旦晕倒就会关到另一个房子里继续打针，死了就通知家属，医生根本管不过来这么多人。他又压低了声音对我说，跟你说个事，你千万不要告诉马蜂。我心中一惊，见他的双眉紧蹙在一起，眼中流露出了无法言说的悲哀。他说，我刚刚听广播里说，三院有五个护士也感染肺炎了，其中有一个已经牺牲，没说叫啥，只知道姓苏……马蜂的对象也姓苏。我们两个久久地坐在一起没说话，小河突然抬起手抹了两下眼泪，狠狠地说，他妈的，我好他妈的伤心。

我把收音机放在怀里，闭上了眼睛。我要离开，我想着，我只想带静静回家。我已经不想等这一切结束了，我要趁早买票，最好立刻就走。我把口罩戴得严严实实，走到街上准备给大家买饭。我们这条街已经没有还开着门的饭馆了，我只能往市中心走。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冬末的风冰冷又肃杀，不停向我袭来。我裹紧了蓝色围巾，继续走着，突然听到一声尖利的大叫，划破天际：封城啦——！

我迟疑地停住了脚步，周围几栋楼上的居民也被这声大呼吓了一跳，有人打开了窗子，探着头往外看。那个声音又出现了，比刚才还要尖利、刺耳得多，火药一般迸射在空气中：封城啦——！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拔腿向火车站的方向狂奔。偶尔有出租车从空荡荡的大路上驶过，我拼命挥手想叫一辆车，但没有任何车理我。我脚下也不敢停，只是一边跑一边冲着街上的车挥舞着双臂，竭尽全力想引起哪怕一辆黑摩托车的注意。但我的确一无所获，我跑了一会儿，累得气喘吁吁，把口罩摘下来，大口地吸了几下冰冷的空气，戴上口罩，继续跑。五公里多的路我跑了下来，在黄昏时分到了火车站，从破破烂烂的棚子上方辨认出“成都东”几个大字。我看到了乌压压的人群，人们将火车站的每个角落都挤得水泄不通了。高处的扩音喇叭里反反复复说着一则通知，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售票员站在一张桌子上，拿着喇叭对人群嘶吼：

封城啦！封城啦！不卖票啦！

她已经喊得歇斯底里，她的脸在绿军帽下涨得通红，甚至有汗珠从她的脸上往下流。喇叭里另一个机械的女声说从今天早上八点起所有列车都停运。但这些劝告并不能阻挡愤怒的人潮，所有人都在努力往进挤，每个售票窗口都有绝望地砸窗的人。还有一群拿着盾牌的警察守在候车厅前，声嘶力竭地疏散人群，并让人们后退。

我的心仿佛跌入了万丈深渊。我魂不守舍地转身，慢慢地挪动步子，筋疲力尽地往回走，浑身不知何时已然湿透。我忘了要买饭的事情，回到网吧，只是直愣愣地看着小河和马蜂。小河问我咋买饭买这么长时间，又看见我空荡荡的双手，也呆住了。我说，成都封城了。我坐到一台电脑前，怅然若失地看着一片漆黑的屏幕。我说，所有火车都停运了，我们都走不成了。小河问，真的假的啊？我听见街上有人在传，但广播里没说，我以为是谣言。我说，我刚刚从火车站回来。我又强调了一遍，说，封城了，我们走不成了。

十二

那天晚上我给家里打了电话。我垂头丧气地告诉我妈成都发生的一切，说今年我回不来了，想着也许还要安慰她。但她立刻反过来安慰我，她说，回不来就别回了，你要好好保护自己，只要你好好的，以后有的是回家的机会。我听着电话中她断断续续的念叨，都能想象到她泪眼婆娑跟我说话的样子。与此同时，马蜂连夜出逃，选了一条最鲜为人知的路出城，一路走到郊区，回到了家里。刀总在夜间突然出现，让我们立刻停业。静静回来时带了几袋子吃的，说超市也要停业，老板让几位员工把粮油蔬菜分着拿回去，作为基础的生活保障。第二天我们在通知栏上看到了新的通知：封锁所有出城的路线，禁止所有个体商户营业，杜绝一切人群聚集的可能。每条街道设置一个集中采购点，居民在生活物资短缺时需要上报采购点，由采购点统一购买并分发。通知栏前只是稀稀拉拉站了几个捂得严严实实的人，一个老人读罢通知，摇了摇头，感慨了一句：计划经济回来了哟！除此之外再无任何人做评价，大家沉默地看完通知就沉默地散去，疫情初期随处可见的高谈阔论现已荡然无存。

我和小河把网吧外面的铁闸门拉上了，收音机几乎二十四小时开着。没人知道封城持续多久，静静计算了食物的数量，我们最多在这里撑一个月，一个月后如果不解封，就只能去采购点上报。但不出五天，广播中就已有民众反应采购点的物资也相当紧缺，尤其是蔬菜。静静每天给我们做两顿饭，几乎都是稀饭和水煮菜，偶尔会有鸡蛋。为了减少消耗，我们三个能不走动就不走动，有时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吃饭也是在床边解决。我已经过得没什么时间观念了，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年——等我反应过来，一看日历，发现竟已是大年初三，我们都两周没出门了。我问静静食物储备还有多少，她说我们吃得很节省，再撑三周也没问题。

封城的日子相当无聊，我有时真的极想破门而出，去街上走走路，或者找人说说话。但收音机里的数字让我实在不敢踏出门去。小河每次听到医护人员的死亡通知，都会流下眼泪。医护人员有过劳而死也有患病而死，在播报新闻时，医院前线的记者的声音也是哽咽的。几个医院现在仍是人满为患，但还有流感病人被络绎不绝地送进来，已确诊的肺炎患者也已在隔离区堆积如山。源源不断的医生护士从陕西和重庆义无反顾地进入成都进行支援，中央甚至把北京最优秀的专家也派来了，但病人还是太多、太多。我听说到现在都没法辨别普通感冒和肺炎初期感染的区别，似乎只有那一次的昏迷和骤降的血氧含量宣判着厄运的降临。已有大量的感冒患者选择在家中自我隔离，一边服用抗生素一边等待着痊愈或昏迷的判决。在昏迷发生后家属可能会肝肠寸断地带着病人求医，在混乱拥挤的隔离区门口哀求呼告，然后哭得不省人事。也有患者在看到了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后自知无力回天，又自觉已经可以足够坦然地从容离世，便锁死了房门，躺在床上，孤独安静地回忆着那个漫长的梦，在家乡一棵枇杷树的幻影中等待死亡。

又过了两周，广播中依旧每天播报着新增的确诊病例信息，情况好像稍微乐观点了，每天的治愈人数开始高于确诊和死亡人数。很多电台都加入了爱心寄语环节，在播报完新闻后，会朗读几封全国各地的听众来信，天南地北的人们在信中鼓励成都疫区的人们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听到那些以母亲的口吻写给孩子的信，我会忍不住抹眼泪，我觉得我妈想到我时可能也会哭。我只盼着成都解封，只要一解封我就要回家去。我是打心眼儿里想家，有时候我都觉得一天都忍不下去了。

在封闭的日子里我和静静最多的活动变成了看书。我翻出来了那本《在路上》，里面杂乱无章的语言和莫名其妙的人名都让我觉得晦涩难懂。我经常读着读着就觉得味同嚼蜡，翻回封面，看着上面的几个外国裸男，实在是想不通这样标新立异的封面和里面的故事有啥关系。我曾一度想要放弃这本书，但每次都因为实在无所事事而继续阅读，当我发现男主角隔几天就去一个新的城市并且和不止一个姑娘发生性关系并引以为豪时，才突然模糊且混沌地从字里行间察觉到一丝癫狂出来。我觉得这本书似乎也没那么无聊，便在一知半解中把它勉强读完了，看完之后只有一个想法：这群人是疯子。静静把新月集和草叶集都读完了，又把我的在路上也读了一遍。她读完后我虚心地请教她的观点，她却略显尴尬，愧疚地说，这本书太深奥了，我啥都没读懂，但写得很好。我一下子很是释然，觉得自己的一知半解也变得无可厚非起来。

我们读完了能读的书，吃完了所有的米和盐，都没等来解封的消息。静静说，最近还有新增病例，估计没法解封，咱们必须去采购点买东西了。她准备出门，我和小河拦下了她，说外面不安全，让她不要出去，让我俩去。她说你俩又不知道该买啥，买多少。她执意独自出门，我仍旧不愿意，靠在门上跟她软磨硬泡。她却很耐心又坚定，我俩都拗不过她。她戴了两层口罩才出门，开门的时候，外面晃眼的阳光竟让我恍如隔世地怔住了。二月早就过去，如今竟已到了盛春，生涩的紫叶李花和柔嫩嫩的新叶的气味泛滥在街道上。静静脸上也浮现出了恍惚的神色，她低语道，春天……就这样来了？我们站了一会儿，好像心中都有诸多的感慨，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出来。静静低着头走了，我却有点舍不得关门，站在屋里看着屋外翠绿岑寂的树。过了十几分钟她回来了，说算是幸运，想要的东西都有，明天同一时间去取就行。我释然地出了一口气，问她价格怎样，她说肯定比超市贵些，但也算合理。第二天她去取了食材回来，我们吃了两周，她又去买了一次。这段时间广播里的消息开始变得乐观了，大量痊愈的患者被送出医院，又有大量进入医院的患者被确认只是普通感冒。许多出院的患者接受采访，讲述自己的抗病故事，讲述自己感冒后的忐忑不安、昏迷后的惊恐万状，讲述治疗过程中医生的无私奉献、悉心照料，讲述万念俱灰中从四面八方听到的鼓励与希望。有的电台已经开始信誓旦旦地预测解封的时间。“疫情不会比春天更晚结束”，不知道是 哪个电台率先喊出了这句话，这样的口号很快就开始在收音机的每个频道里传播，直到最后甚至被中央广播电台所采用，似乎只要能等到春天过去，一切的闭塞与孤独都能迎刃而解，万物真正复苏，生活也随之重见天日。

我们也渐渐胆大了起来，不再整日整日躺在床上，开始在正午时分从后门出去，站在树荫下吸几口和暖的风。我也开始陪静静出门取食材、倒垃圾，在没人的时候散几分钟的步，并去通知栏看看有没有新的公告。“疫情不会比春天更晚结束”已经被写在通知最显眼的位置，下面写着振奋人心的数字：0新增，0死亡。随着天气逐渐转暖，我也切实、真诚地觉到希望如太阳一般在我的头顶升起，并在我的胸膛中燃烧了。

所以我真的只顾着希望了。我盼望着疫情随春天过去，甚至每天清晨都会在心中默数距离立夏的天数。我切实地感受到希望的力量真能强大到扳倒一切，也能强大到让人忽视一切。真的，我想到这里就无法原谅自己——我这一生中见过无数被冲昏头脑的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人殉情，被绝望冲昏头脑的人出走，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人作恶。可我再没见过第二个像我一样被希望冲昏头脑，然后对周遭置若罔闻的人。我真的——唉，我什么都没注意到。我没注意到静静下降的食欲与时不时的轻咳，而当饭菜中的辣子加得一天比一天多，她自己却全无感知时，我也只是毫不介怀地照常吃饭。我也没注意到她变得比往常要困倦了，我觉得天气热起来后嗜睡很正常。

总之我第一次真正注意到她不太对劲——其实我甚至没脸说是注意到她，要不是因为我被吵醒了，我可能还会一直忽视下去——可能都是很久之后了。我从梦中被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惊醒，看见她在我身边坐直了身子，背对着我，用一块毛巾捂着嘴，咳得像是要把肺吐出来。我问，你咋了？呛着了？她摇摇头，说不知道，就是嗓子特别干，裂开一样疼。我赶紧起来给她倒水，水还温着。她喝了几口，还在痛苦地干咳。小河也惊醒了，拉开帘子看着我们。他去把灯打开了，担心地问，嫂子，你还有哪难受，流鼻涕吗？头疼不？我突然感到不寒而栗，紧张地等着她的回答。她说，倒没有什么其他难受的，就是嗓子疼，胃里犯恶心。她有些难受地看了我们一眼，说，你们是不是怀疑我……我一把抱住了她，说你不要乱说。我看着她紧蹙的眉毛格外心疼。小河在旁边也说，又不流鼻涕也不头疼，应该不是流感。她用力挤出了一个笑容，说，我也觉得应该没啥大问题，可能是没吃好吧。她说得没错，我们已经连吃了两个月的稀饭和煮菜，鸡蛋吃完之后一点油水和荤腥都没了。我们也去采购点问过几次，肉和蛋都是紧缺资源，价格比往常贵两倍不止。我说，你要是难受，我明天就买肉去。她又咳了一阵，似乎好点了，我安抚她睡下，让小河也去好好睡觉。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戴着口罩去采购点排队，说要半斤猪肉。现成的只有最差的腿肉，价格也不便宜，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买完就回网吧了。她破天荒地还没起床，躺在床上睡得很熟。我走到厨房去，小河正在灶上生火烧水，我去灶台下面的柜子里一看，调料和大米井井有条地放着，里面是一棵白菜。我把米饭熬上了，又用白菜炒了个肉丝。到了中午她终于醒了，可神色比昨天夜间还要困倦。我把饭端给她，她看见热腾腾的白米饭里面的肉丝，显然是惊喜的，但仍有气无力地让我以后别这么浪费，大米要煮成稀饭。我三言两语搪塞着，让她赶紧吃。她吃完饭后气色好多了，从床上起来，坚持要去洗碗。她把厨房打扫干净，下午又坐回床上，开始看书。我看她确实不舒服，也不愿再让她跟我挤一起，就坐到了马蜂的床上。我吃过午饭也开始犯困，半梦半醒之间听到她在喊我。甲哥，甲哥……我听见她微弱的呼唤，连忙拉开帘子，看见她侧着坐在床上，摊开的书放在膝盖，正迷惘地看着我。我说，我在呢，我就在马蜂床上，你咋了？她迟疑地问，现在几点了？我被这个问题弄得莫名其妙，说大概一点吧，咱不是刚吃完饭吗？她说，我刚才好像睡着了。我说那没啥，我刚也差点睡着。她又说，可我感觉我睡了很久。她揉了揉眼睛，似乎完全清醒了，又补充道，我做了好长的梦，不知道为啥，梦见你跟我求婚……而且我哥还活着，拿了个照相机在给咱俩拍照。她抬头问，甲哥，你说会不会我哥真的还活着？她满眼期待地望着我，可我恐惧地对她说，我们去医院，我们现在就去医院。我不由分说地拉着她就要走，她一脸震惊地问，你干啥，你疯了？我说，你知不知道你做的梦意味着啥？她问，你是不是想说得肺炎的人才做这样的梦？我被她反问得措手不及，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坐直了看着我说，我没病，我只是做了个梦。我说，但所有感冒的人，做完这种梦，就得上肺炎了。我几乎是哀求了，我说我们去趟医院吧。她的语气也缓和了下来，认真地跟我分析利弊。她说，你没听广播吗？现在只要去医院就先隔离，跟一群肺炎病人关在一起，即使没病也传染上病了。我没感冒也没晕倒，只是做了个梦，根本就没必要去医院。而且……咱不是解封就要回你家么？我不想再花钱了。她的声音低了下去。她的每句话都没错，我也有些舍不得多花努力攒了半年多的钱。我也曾在广播里听到高昂的治疗费用，她提到钱，我的确望而却步了。我沉默了下来。

我又抬头看了看她，她的面色红润，眼中神采奕奕，我也承认，她看起来丝毫没有任何生病的样子。于是我作罢了。我没有再打扰她，也重新躺了回去，可她的梦……说实话，从始至终，跟疫情相关的所有征兆中，梦是最让我觉得荒谬且无关紧要的。可当这件荒谬的事情真的发生在她身上时，我实在是无法说服自己不去想它。的确，她并没有什么感冒的症状，她只是咳嗽，或者因为饥饿有些不舒服，她也没有昏迷……可如何解释这样的梦？整个下午我都陷在这样的疑云中。下午她仍在熟睡，我做了晚饭，把她叫醒，我们三人一起吃了。

第二天我醒来后去听收音机。我刚刚打开旋钮，就听见里面传来了一个消息：明天中午十二点成都解封。喜悦如洪水般袭来时我的第一反应竟是不敢相信，把收音机死死贴在耳边，认真听着——成都已经两周没有新的确诊病例，最后一位病人也于昨天夜里出院，劳苦功高的支援队伍也终于可以从成都退出。我戴上口罩，疯了一样地跑到了街上，站到通知栏前，看到盖着省政府公章的通知，上面写着同样的消息：明天解封。我当即控制不住自己，在通知栏前失声痛哭。街上的居民也都走了出来，簇拥在通知栏前。熬出来了，终于熬出来了，喜极而泣的人们互相说着，有陌生人开始相拥，又觉得似乎不符合防疫规定，尴尬地放开手，眼中却藏不住笑和泪花。泪水让我的眼前一阵模糊，我朦胧地看着阳光打在人们的脸上，感觉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多人了。有人认出来了我，问，你不是南街开网吧的吗？我茫然地抬起头，痛哭流涕地看着他。他说，别哭啦，赶紧回去把你们网吧门打开，老子上一把游戏还没打完呢，等了两个月啦。他的话引起周围人的大笑，我哭得更猛了，抽抽噎噎地说，好，大哥，我回去就开，我就是……太高兴了。我努力抹干净了眼泪，从地上站起来，差点摔了个趔趄。我急切地想回去将这个事情告诉静静和小河，一说完，我就要去排队买明天回家的火车票。我一边想一边跑，从网吧的后门进去，来到房内，先看到小河，说解封了，他一愣，不由我分说，跑出门去，朝着通知栏的方向去了。我一把拉开帘子，准备去叫她。

可我看到她时，发现她的脸上已经浮上了一层冰冷的青黄。她仍在睡梦中，但呼吸声特别沉重，就像在打鼾。我心中确实感到了不安——可我太激动了，也顾不上那么多。我把她叫醒，她睁眼看着我，眼中有些迷茫与痛苦。她张开嘴用力地吸着气。我奇怪地问她，你怎么了？她说一醒来就感觉喘不过气，不知道咋回事。可我根本不在乎她到底怎么了，我自顾自地往下说。我说，成都要解封了，明天中午，明天中午就解封了。我因为激动说得有些语无伦次，她似乎并没有听懂我的话，仍用困惑的眼神看着我。我贴到她的脸侧，对她大喊大叫，说，成都要解封了！我们明天中午就能回家了！她好像终于听懂了，露出了释然的笑容，说，那太好了。兴高采烈的神情并没有在她的脸上驻留太久，她很快就说，但我还是好困。我当即让她继续休息，并说我现在就去买火车票。我扔下她，激动万分地往火车站跑，一刻都不想停。火车站又像封城那天被挤得水泄不通了，警察和售票员都在努力维持秩序，售票窗口排的长队已经拐了几个弯，还有人在不断添到队尾去。我耐心地等着，在躁动和吵闹中站了一天，一直到下午才排到我。回我家最早的票是明天下午两点，只剩站票了，我立刻买了两张。在西斜的余晖下，我仔仔细细地看着售票员将两张平整崭新的车票从玻璃窗中递给我，我双手接过，觉得自己一瞬间被笼罩在神圣的光里。我踌躇满志地回去了。回到网吧，小河已经没了踪影，屋里静悄悄的。我到卧室拉开帘子，看见她还躺在床上。

我感到全身都冷了下去。我慢慢地走近，竟不敢开口，因为她仍在睡着，而且——她的身体不知怎么，比平时小了整整一圈。她的眉头紧蹙，呼吸声沉重嘶哑，四肢蜷缩着，有些不自然的僵硬和扭曲。我听着她的时断时续、起起伏伏的喘息声，觉得胆战心惊。她的呼吸有时像口哨般尖锐刺耳，有时像风箱般沉闷压抑。我觉得我已经彻底明白发生了一切，而且我也知道——一切全完了。全完了，我当时即感到五雷轰顶般，整片天空都在我头顶爆炸、破裂、塌毁了。我站了起来，无法控制住自己周身的颤抖，白日里的激动和振奋此时此刻全部化为乌有了，我开始对自己清晨的迫不及待感到绝望和后悔。我开始呼唤她。静静，静静，你醒一醒。我的声音已经混着哭腔了。我彻底手足无措了起来。我跪在了床边，看着她，她的面颊已变得蜡黄，两侧深深凹了下去。她勉强睁开眼睛，看了看我，又闭了回去。她已经陷入了昏迷的状态，在半睡半醒中挣扎着，醒来的时候只是努力地让眼神定格在我身上。

“看着我。”她哀求。她的瞳孔在逐渐涣散，已经无法让目光聚焦了。

“我在看着你，我在看着你。”我紧紧握住她的手，重复道。“我会一直看着你。”

“我不想离开你。”她又说。

“不会的，你不会离开我的。”我语无伦次地哭着说。“我答应过要带你回家见我爸妈，答应过陪你去看大海，答应过你……要永远和你在一起。”我把车票掏出来，放在她的手心里。“我们要回去……回去什么都好了……”

她安静地躺着，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听见我在说话。她张开嘴，好像想说什么，可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脓液一般的眼泪从她半睁开的眼睛中流出，滑进她的嘴里。

“甲哥……”她终于气若游丝地唤出了我的名字。她艰难地蠕动着嘴唇。“如果我真的走了，你不要忘记我。”

我已经哭得说不出来话了，只能一直重复着“不会的”，一直看着她的眼睛。她迟缓的呼吸逐渐停止，她紧握着我的手也慢慢松开，她的生命随着那个漫长的夜晚一滴一滴耗尽，直到最后一刻，我仍然看着她的眼睛，纵使我看到的只是无边无际的痛苦、冰冷和暗淡。天还没亮，我伤心欲绝地跪坐在床边，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全身都在发抖，我的衣服也不知何时已经彻底湿透了，涔涔的汗流到地上，可我只是感觉到切肤彻骨的冷。我继续看着她，我不敢从她彻底干枯的脸上移开目光。我在一片死寂中痛不欲生地等待天明。

就是当黎明到来时，我突然犹如被另一道光明所击中。我们过去一年多的点点滴滴以一种空前的方式呈现在了我面前。在这之前我回忆过去时看到的只是的一张张的画面，昔日的场景被我的思绪所调动，重演在我面前；但这一刻纷扰着涌入我脑海的却是洪水般的文字，有我们说过的话，有无端堆叠的成语，有我甚至没听说过的诗歌——它们疯狂地向我袭来，重构着我对她全部的记忆。我当时甚至有一瞬间的冲动想要找来纸笔，马不停蹄地将脑中的一切写下来。很久以来我都没有明白那一刻被神附体般的感觉究竟为何，直到多年以后我再偶然从她的遗物中找到那本《新月集》，带着缅怀的心情翻开扉页，看见她所写下的诗时，我才彻底明白了一切——她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死去，也从来没有真正地离开我，那个黎明她的灵魂已经彻底地附在了我身上，因此我才能在刹那间看到波涛汹涌的言辞，并拥有了本该属于她的遣词造句的能力。她说过的话、读过的书、写过的诗已经一字不差地镌刻在了我的灵魂上。我开始变得像她一样多愁善感，像她一样钟情于回忆。我知道这也许是我的使命——获得了她的异禀天赋后，背负着她已然消失的理想，为她继续活下去。我也知道这意味着我从此再也无法与过去的事情所割舍，这意味着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并做好了一生沉湎在痛苦中的准备。在我后来的人生中，人们总不断问起我写作生涯的开端，我都会提到她——提到我最穷困却最得意的年岁中受到的最大的打击，提到那场瘟疫，提到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的死。

可我当时哪懂那么多呢？我当时哪能知道那些神谕般的感受意味着什么？拂晓的阳光打在我身上，我精疲力尽地跪在床边，仍紧紧握着她的手。我的眼泪已经流干了，可她已经离开我，彻底地离开我了。那天距离立夏还有一个月，但我觉得春天已经结束了，我刚刚度过我生命中最漫长、最黑暗的一夜，以及我生命中最漫长、最黑暗的春天。

十三

我不知我用了多久才从地上站了起来。我不忍再多看一眼她已经冰冷僵硬的身体。我走到外面，更不敢抬眼去看街上喜气洋洋的人们。我走到了派出所，几个民警正围坐在一起轻快地聊天抽烟。我走了过去，不敢抬头，说道：“我来自首。我女朋友得肺炎死了，是我没来得及送她去医院。”

他们最开始没听懂我在说什么，甚至怀疑我是神经病，反复确认后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一位未上报的肺炎患者刚刚死在家中。他们不敢相信是真的，立刻发动所有人来到了网吧里，看到了房内触目惊心的景象后，所有人都瞠目结舌了。

他们开始打电话，叫了防控中心的人来到网吧，四个警察寸步不离地守在我身边。两辆救护车在门口停下，几个穿得严严实实的医生来用一个担架带走了她。我和四个警察上了另一辆救护车，还有四个警察留在了网吧里。我们被带到了三院，刚一进去，我就又被几个医生架去抽了一管血，然后被单独关在一间小屋内。医生们做这一切的时候没有一句解释，我知道我本该害怕，可我已经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又过了半个小时，我被带了出来，转移到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屋子，里面已经坐满了警察。

“他是阴性。”带我出来的医生对警察说。

为首的警察点了点头。医生离开了，留下我一个人面对着警察们。为首的警官先安抚了我的情绪——生死有命，无需自责，节哀顺变，这个肺炎从重症到死亡发展极快，没有及时求医也很正常。他又告诉我需要我尽量配合调查，要我回答他们的问题，如果我实在觉得难受说不出口，也可以拒绝，或者慢慢地讲。我机械地、麻木地点头，表示自己什么都会说。我已经从痛苦中平静了下来，世界上不会有什么更难过的事情了。

“你叫什么？在哪个单位工作？”他先询问了我的身份。

“我叫李一甲，在时代网吧当网管。”我说完后还多补充了几句自己的身世。

“死者和你的关系是什么？”他温和地、小心地问我。

“她是我女朋友。”我回答。

“死者叫什么？”他又小心地问。

“静静。”我下意识地说。

他犹豫了一下，继续问道：“我是说全名，她的全名是什么？”

我愣住了。我开始疯狂地在记忆中搜寻她的名字——我记得她告诉过我，不，她绝对告诉过我。可我怎么就不记得了呢？我只知道她名字里有个静字，可是……我连她姓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对面的警察安静地看着我，耐心地等我回答，而我的嘴角已经开始不断地抽搐——我真的不记得她的名字是什么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面部的每一处肌肉都不再受我控制，开始怪异地扭曲和变形。我撑不住了。我蹲到地上，哑着嗓子，昏天黑地地哭了起来，鼻涕和眼泪一起往外涌，把我的衣服和医院的地板都弄得又湿又脏。我哭得无休无止，愈发尖锐放肆，警官从椅子上站起来，蹲到了我身边，拍着我的背试图劝我镇定，但他的劝导只是杯水车薪，我一边把头往两腿间埋得更深，一边更疯狂地哭着。最后他们可能觉得调查没法进行下去，警官让我先去隔壁房间休息，几分钟后还给我买了饭上来。他把几个包子塞进了我手里。

“你先吃吧，吃饱了心里也就好受点了，咱们再继续聊。”他对我说。

我一个人坐到了另一个房间里，面前是一张空桌子。我一天没吃饭了，拿起包子狼吞虎咽起来，香喷喷的肉混着我的眼泪和鼻涕被我一起咽了下去。一个警察守在门外，一直看着我。我吃完了包子，感觉有点噎，口干舌燥地坐着。我想打个嗝，但没打出来，却又重新逼出来了几滴泪水。我又开始回忆她的名字——我脑中仍充斥着无缘无故、杂乱无章汹涌而来的词句，我回忆着我们的每一句对话，每一次相见的场景，我让时光从初遇的那一天开始流淌，我一路追溯，一路苦苦寻思。我努力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在和我脑中飞絮般的言辞做着斗争，在言语的巨浪中挣扎，但就是无法找到那个名字。我又开始失声痛哭，我趴在桌子上，把头埋在胳膊里。警官又从隔壁房间来看我了，和门口那个警察站在一起。“他怎么了？”我听见警官的窃窃低语。“我不知道，他吃完了饭就开始哭。”我听见年轻警察的窃窃低语。警官叹了口气。“让他哭吧。”他带着小警察出了门，把门轻轻地、严丝合缝地给我关上了。我用力吸了一口气，从喉咙里嘴巴里鼻子里同时挤出凄厉的哭声，“静静啊——”我嚎叫道。我一个人哭了个天翻地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终于觉得自己真正平静了下来。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打开门，外面守着的警察在打瞌睡，看到我，神情立刻严肃了起来。我走到了刚才坐满了警察的房子里，他们还围坐着，房间里还多了个医生。我走到我刚才的位置坐了下来。

“你还好吗？”警官满面愁容地问我。我抬起无神的眼睛，冲他点了点头，表示自己可以继续接受询问。他眼中露出鼓励的、坚毅的神色，转向了旁边的医生。医生把一份报告放在了桌子上，跟警官说了几句话，也拉了一把椅子，坐在旁边。

警官继续问刚才的问题：“她的全名是什么？”

我缓缓地、诚恳地说：“我不记得了，我们所有人都叫她静静。”

警官脸上的惊讶一闪而过，他没有做任何评价，拿起报告看了看，继续问：“你们在一起生活了多久？疫情爆发之后一直住在一起吗？”

“是的，我们从去年七月开始就一起住了。”我说道。

警官点了点头，又回到了最开始的问题：“所以你们的关系……你说她是你女朋友，对吗？”

我沉默地点了点头。警官看着我，鼓足了很大的勇气，对我说：“刚才医生把她的报告拿给我看，她已经怀孕了。所以……”他不解地看着我，似乎本想继续说什么，可是被我的目光打断了。

我抬起头望着他，从他在刹那间由柔和转为惊骇的眼神中，我知道我当时瞪大的双眼一定是通红的、恐怖的、穷凶恶极的。我的牙齿开始打颤，我双手握紧，从椅子上弹出身，声嘶力竭地问：“你说什么？”

我看见他一瞬间竖起的汗毛，他甚至下意识地把手放到了腰间，似要掏枪，这样的动作我曾在抗战的电影中看到过。可他很快就重归冷静了。他把双手重新放回桌上，用低低的声音开始安抚我。但他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了。我跌落回椅子上，全身仿佛遭受了一场抽筋剔骨，抖得无法控制，五脏六腑也好像在被撕扯、灼烧一样，疼得让我快要发晕。往日的情景再次随着波涛状的词句涌入我的脑中，她的欢笑、她的言语、她的神情全都变成了排山倒海的文字，在我的体内横冲直撞，快要让我爆炸。我忍不下去了，这一天所遭受的震惊、后悔、愤恨和诡异的冲击感已经要把我逼疯。

“给我纸笔。”我咬牙切齿地从嘴唇中吐出一句悲哀的乞求。

没人轻举妄动，警官沉吟片刻，把自己手上的圆珠笔和本子隔着桌子递给了我。我一把抓起来，径直走出了门，又来到了隔壁那个小房间，坐在椅子前，摊开纸张，写下了第一行字。

我并无法意识到我在写什么。我只能把我脑中的文字不断通过这支笔排解而出，一点一点地复现她的人生。我写了她的出生，写了她的父母和哥哥，写了她在成都遭受的一切困苦，写了我们荒诞的相识和相爱。我写到一半，圆珠笔没水了，我又站起来，走到那间屋子里，对着众目睽睽说：“再给我一支笔。”三四支笔被同时塞进了我的手里，我面无表情地又走回隔壁的房间，俯身继续写了下去。过了很久很久，在我看来有如一生那么漫长——我写完了。我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这就是全部的事情，她与我相爱，然后死亡。”我松开了笔，右手的五根手指已经僵硬得无法再伸展，圆珠笔从桌上掉到了地下，滚了很远。我没有去捡，我靠着椅子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用左手拿起本子，走进隔壁的房间，把本子交给了警官。

“所有事情都写在上面了。”我绝望地坐回椅子里。

他翻开看了几眼，神情有些古怪，继续往后翻，发现我竟然几乎已将一个本子写满。他又翻回第一页往下看。整个房间笼罩在一片奇怪的寂静之中，一半的目光汇聚在他身上，另一半的目光汇聚在我身上。他看了几页，合上本子，问道：“你写的都是真的？”

我仍跌倒一样地坐在椅子里，对他点了点头。

他把本子再次翻开，翻到了我写的最后一页，在上面又多写了些什么，递给了我，让我签名。我看了看他写的内容，大抵是在说我对该陈述确认无误。我努力调动自己酸痛的手指，把名字写了上去。

他收回了本子，让我去隔壁休息，然后就一言不发地开始阅读。我听话地出了门，在隔壁坐了一会儿，然后实在太困，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我也不知道我睡了多久，等我再醒来，只感到头痛欲裂，手臂也被压得没知觉了。我抬起头，看到警官和一个中年男人一起站在门口。

他们二人都用着古怪的、警惕的眼神看着我，看我已醒来，警官指指我，说：“就是他。”中年男人走了过来。“你把他带走吧。”警官对中年男人说。

我有些不解，但已经无力挣扎和反驳了。他们爱让我去哪我就去哪吧。

中年男人看着我，露出一丝讶异，但礼貌地请我站起来，请我和他一道走。我同意了，跟在他身后。他带我走出了医院，带我上了一辆轿车，然后开始自我介绍。他是一家报社的主编，疫情爆发后一直在三院当驻地记者，他现在要把我带回报社。我同意了，他让我干啥我都可以同意。他说完后，很小心、恭敬地开始向我发问。

“敢问尊姓大名？在何处高就？”他问道。

“我叫李一甲，在时代网吧当网管。”我机械地把对警官说的第一句话重复了一遍。

“您是网管？”他再次确认道。

“是的。”我有气无力地答他。

他的嘴张开又闭上，仿佛在斟酌语言。“您不是作家？”他最后如同孤注一掷般，大胆地问我。

我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甚至不想搭理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他不再提问了。我们坐了一段时间的车，到了他任职的报社。他给我安排了一个明亮的办公室，里面有一架书桌，书桌上是一台电脑。他又带我去了一排宿舍房，指了一个单人间给我，里面有一张小床和一个电扇。

他似乎是直接为我安排了一个在报社工作的职业。“这段时间委屈您暂住在这里。希望您可以将您在成都的故事写下来。”他对我说。

“我在成都的故事？”我不解地问。

“就是您给警察做的那份笔录。”他对我说。

“可我不记得我写了些什么。”我忧伤而恳切地告诉他。“当时我实在太难过了，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想写，只想发泄，现在我发泄完了，也不知道该写什么了。”我告诉他。

他仍旧坚持着。“没关系，您就写吧，能写多少写多少。我按正式职工给您发工资，发到您写完为止。您一定要写。”他又强调。“人们需要看到你的故事。”他说最后一句时没用敬称。

我就在报社住了下来，在办公室里每天打字，真挚地回忆着我在成都的每一分每一秒，更多的——则是在回忆她。我陷入了记忆的深河中，每天在写作时，我费尽心思组织语言，总感到她似乎仍在我身边，似乎只要在黄昏时停下笔，伸一个懒腰，她就会像往常一样活泼欢快地走过来。白天还有警察时不时地来找我，询问我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告诉我他们的调查进展，把她的遗物——几件衣服和两本书——交给了我。他们找不到关于她的任何信息，按照我所写下的内容刨根问底地查，也派了一批批的人到遂宁周边的村庄去，挨家挨户地问有没有考上大学的儿子与务工在外的女儿，却什么都没有查到。随着疫情的影响逐渐淡去，夏天的彻底来到，整座城市恢复了往日的运转，这样的调查也无疾而终了。她的身世、命运与家人成了一个没人关心的不解之谜。她被埋葬在了一个公墓，没有墓碑。

我用了四个月写完这四年的故事。我联系了父母，平和地说出了这场悲剧，并说我现在调到了报社工作。主编每个月给我发两百块钱，把我当月写下的内容用一张光盘拷走。他总会认真读完我写的每个字，邀我共进晚餐或散步，缓缓地和我交谈。他似乎成了我的朋友，他也开始对我讲他的故事，他的父母兄弟，他爱过的女人，他年幼的女儿，他读书时的峥嵘岁月，他疫情时在医院的所见所闻。我总是默不作声地听着，并记在脑子里。当四个月后我把全部的故事交给他，他可能以为我要走了，并没有挽留我，只是云淡风轻地祝我一路顺风，前程似锦，好好生活。我说我并不想走，他才露出惊喜的神色。

我继续一个月拿两百块钱，并开始写我的故事。我继续陷在回忆中，回忆我的父母，我的村庄，我的筒子楼，我家乡的广袤富饶的土地，我生活的轰鸣作响的印刷厂。我仔仔细细地梳理着自己的人生，用了四个月讲完了我自己。那一天，主编带着光盘来取走了我的故事，并交给了我一个信封。我打开，里面是一摞百元钞票。我数了数，总共是五千块钱。

“这是什么？”我不可思议地问。

“你的第一笔稿费。”他说道。“我们把你的小说出版了。”

他告诉我，我的第一部作品引发了巨大的轰动，所有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天才。他怕影响我写这部小说，就一直没敢打扰。他说成千上万的读者来信已经堆满了报社的信箱，整个文学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我和这部作品上。

我没有很快回答，但我全都明白了。我知道我的天赋从何处而来，也终于知道了她死去的当天，我为何会濒临疯狂地滔滔不绝写下一切——这一切都本该是她所拥有的。她读过那么多书，写过那么多诗，拥有那样卓绝的文采，即使这一切，我都未曾在她活着的时候所感受到。可如今我没法逃避，我已被选择、被注定了——我必须写作。我必须一直写作，永远不停。我成了一个作家，活成了她所一直幻想的样子，即使我用了很久才真正地、彻底地接受了她离去的事实，并终于可以坦然地活在没有她的世界里，并坦然地去回忆她。我知道我要带着本该属于她的一切，替她活下去。

十四-尾声

没错，我的余生都在写作中度过了。我在那家报社呆了几年，每当我完成了一天的写作，坐在桌前，此时往往房中只有我一人。我从自己的世界中回到现实，稿纸凌乱地堆砌在我面前，电脑上的光标明灭闪烁，寂静让我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有时我写了美好的回忆，感到兴高采烈，全身上下都轻盈如鸟雀，让我不由自主地起身出门，沿着交错的道路散步，把整整一夜浪费在喧嚷的闹市或者人迹罕至的街头。有时我感到茫然失措，停下笔后才惊觉自己伏案太久，脖颈已在隐隐作痛，我就转头看向窗外，这时候夕阳总是恰好悬挂在我窗户的正中，光芒停落在我的眼睛里，正在一点、一点地暗淡下去。夕阳总让我似乎能一眼看到自己的迟暮之年：我也许还是从日出便坐在桌前，终日写作，等到日落时分才抬起头，悲戚地看着窗外，得知又是一天逐渐逝去。我也许会喝点水，浸润干涸的喉咙；或者剥开桌上愈加干瘪的橙子，百无聊赖地一瓣一瓣吃完，然后习惯性地把橘子皮带回家里，放在屋檐或者枕边。夜里我伴着橘子的香气入眠，并得知我会在日出前醒来，且第二天又会如期而至。所以我遗憾地望着夕阳，夕阳也似乎在看穿我。孤独时，我总是感到自己被尘埃所笼罩；在万籁俱寂之中，除了黄昏的降临，除了那些时光荏苒的街巷，我再不拥有什么。

几年之后，那家报社迫于巨大的舆论和评论压力也留不住我了，我又被调去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我读了很多的书，请教了很多的人，一点点磨砺着自己的写作。但几年后我意识到北京也留不住我了。我总是想到我所读的第一本小说——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这么多年来我都不敢重读，因为每当我再次捧起这本书，脑中都会立刻浮现出和她买书的跨年夜和后来的漫长的春天。我当时囫囵吞枣地读完整本书，其实什么情节和人物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们疯疯癫癫地跑遍了美国。这似乎给了我一些启发，我开始从北京一路南下，经过河南和湖北，在每个城市住几年，度过几个夏与冬，在不同的地方思念她。每当我独自在冬日登上野山，低矮的松柏拦住我的去路，雾凇融化在我的衣服之上时，我都会想起一个遥远的夜晚，想起她扑簌的泪，想起一片燥热之中，她的让人不忍放手的湿冷与温柔。那时她的泪水浸湿了我的衬衣，我抱着她，似乎在刹那间预见到了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事情，自以为我和她在此之后的一生已在我面前一览无遗。那一刻我预见当下的所有窘迫、贫乏与无聊必然会结束，我预见不久后必然会降临的黎明，我预见春天必然会周而复始地到来，我预见幸福与幸运必然有朝一日会重新眷顾。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终会相爱，然后永生。当然，然后我就会被重新拉回现实，在寒冷与孤独中，继续朝山上走，只是为了去追寻一个冬晨的日出。

我不断往南去，最后到了广东。我在海边完成了一部爱情故事，是个喜剧，隐晦地幻想并续写了我和她可能的人生。然后我又朝着西北方向折返而归，最后回到了四川。我没忍住冲动，又去了成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成都比往日繁华了太多。我想去寻找那家网吧，想会会旧人，还想看看刀总到底有没有开分店，可我没找见。焕然一新的街道已经让我感到陌生了，我茫然地站在十字路口，若不是再三确认了路牌，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我住了四年的地方。街上的店铺也都换了样，我问人们记不记得这里曾有一家网吧，可是没人有印象了，却有读过我作品而不知我就是作者的人，嘲笑我居然相信小说里的情节。实际上这些年有无数人都造访过这条街道，寻找那家网吧，可这里的居民只是告诉他们：小说就是小说而已。我找不到过去的蛛丝马迹，一时半会竟有些不能接受，犟气地坚持了一段时间，甚至跑到玉泉路去，但曾经的理发馆和按摩店也早就经过改造，变成了居民楼和饭馆。我失望地离开了。我还想寻找我最初认识的兄弟：撒哥和虎子。当时我恰好有一个作协的朋友喜爱文玩收藏，我多次请求他为我打听文玩市场是否有一位贩卖天珠的川西藏区人，他鼎力相助，四处打探，倒也找到了几个川西天珠商，但没有一个符合虎子的特征。我发现纵使我写了那么多小说——我也没法真正地留住真实的过去，而且，这个世界也只是把我的小说当成小说而已。

于是我的生命除了写作，还加入了一项，那就是拼尽全力地追寻真正的过去，并永远地空手而归。我还惦记着她。我一生都没有再爱上其他的女人，因为我不只是爱她，我还知道我是为她活着的。我去了遂宁，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涪江。涪江比我想得要宽大、要碧蓝，两岸的山峡也比我想象的要高远。我站在江边抽完了一整包烟，然后像十年前的警察们所做的那样，一个个村庄找过去，挨家挨户地打听与她有关的消息，想找到能证明着她出生与成长的痕迹。我描述她的相貌、性格，描述她的家人，再三强调着她考上四川大学的哥哥，可是——一无所获。我早就知道结果会是这样，这么多年了，我也早就能坦然接受，可我还是难过。

我暂住在了涪江边。我白天写作，晚上沿着江边散步，晴天时看着整齐的货船从港口鱼贯而入，雨天时看到涨起的江面上面飘着涟漪。即使我自己其实不愿承认，但我知道我的确仍在寻找。

终于，终于，一个春四月——那天笼罩了一上午的云刚刚散开，阳光射在江面上，粼粼的波光在风中不停晃动，闪烁得有些刺眼。我走累了，倚靠在长椅上，头顶的树叶被吹得飒飒作响，每次风起，都有无数的槐花落下来，细碎如雨点。我的外套上落满了槐花，我也懒得将它们拂去。我拿着一支笔和一个平日里用以记录灵感的小本子，在长椅上坐到了黄昏，在本子上已写了一些挺不错的短小的句子。我抬头时晚霞已经上映，云彩布满了碧空。流云时聚时散，一如眼前的水波。我痴迷地看着灿烂的晚霞，滚滚的江流席卷着时间从我眼下不断逝去。琥珀色的街灯逐渐亮起，太阳还在缓缓下坠。逐渐消失的太阳正在破釜沉舟般地将天空染成橙红色；风在我的身边呼啸，有时轻如低语，有时冷如金属。我看着将要不断暗下去的天空，依依不舍地把目光从天空中收回，移向了河对岸的远方。

就是那一个瞬间，我确信我看到她了。她穿着属于春天的白色连衣裙，头上还带着塑料小花，眼波温柔，笑靥盈盈，站在远远的夜色中，一动不动，但她的目光一定是落在我身上的。我感觉自己的呼吸要停止了。我坐在长椅上，一瞬间有无数个冲动，我想直接跳进江中，游到对岸，挣扎着从湖里探出身，爬到大路上，紧紧抱住她，感受着她柔软温暖的身躯，哭着让她永远都不要离开我。

可我知道她早就死了，因此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不能动，不能呼唤她，甚至不能眨眼，因为我知道，只要我敢有任何臆想，她的残影就会立刻消失而去。但这一切实在是太真实了，就像我们初遇的那天，以及无数次她站在街对岸等我那样。她站着看着我，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看着她，她在那里站多久，我就会在这里坐多久，一生一世都可以。即使她消失之后我也要死去，我也没什么遗憾了。我突然想起来遥远的渭北平原，遥远的故乡村庄，遥远的八十年代——遥远吗？八十年代就是我的全部童年了。那时我的奶奶刚刚去世。如今的我对她都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她曾把我放在腿上，给我唱着老掉牙的童谣。那天我在祠堂门口，大人们都回去睡了，我蹲在地上，忧伤好像突然第一次出现在了我幼小的心灵中。我望向祠堂外光秃秃的土地，以及延伸着的长长的道路。我突然就看见奶奶站在路的尽头。虽然在大雾和黑暗中什么都看不清楚，但我知道那就是奶奶。我想开口叫她过来，但我张了嘴，却发不出声音来了。我也想站起来走向她，但我的腿好像被什么东西压着一样，让我无法动弹。我只能看着她远远站着，祠堂前的道路开始拉长，她越来越远，然后天也越来越黑，她终于从我的视线里淡出了。从那时开始我突然不怕鬼了，甚至希望世间真的有鬼。

可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都没有再看见过奶奶，我身边也再也没有亲人离世，童年时的那个幻影也本都彻底淡出了我的记忆，直到今天。她在江对岸美好的身影与迷雾中奶奶佝偻的身影重合了，我也终于在那一瞬间找到了自己全部的回忆，关于遥远的童年，关于陈旧的印刷厂，关于醉生梦死的成都，关于她。我觉得我也许足够释然了，我终于可以停止我无端却疯狂的寻找，并和自己的回忆和解，真实与否都早已不再重要。

我仍不断梦到那辆开往成都的火车。或者说，我这一生都在做这个梦。关于这辆火车，我做了四年的美梦，在梦醒后嘴角上扬，窃喜并庆幸于自己奔赴自由的出逃。然后就是很多年的噩梦，我从车窗探出头去，看见前方是一座断桥，铁索悬挂飘荡在空气中，桥下是熊熊烈火或万丈深渊。我惊叫着想让火车停下，可无论我怎样大呼小叫，所有的乘客只是对我置若罔闻，火车仍在高速前驶，就在坠崖的前一刻，我会从梦中猛然惊醒，在黑夜中睁着双眼，一边大口喘气，一边因恐惧而流下眼泪。无论我再释然、再平静，这个梦都像是一副诅咒一般，笼在我生命的上空，成为我无法逃脱的枷锁和囚笼。直到最后，当我在江对岸看到了她，并真的与自己和解的那一天，我终于摆脱了这个梦。火车呼啸着向断崖驶去，我拼劲了全身的力气，从打开的窗户中挣脱了身子，跳到了一望无际的原野之上。我毫发无伤地躺在青草之中，柔软的泥土载托着我的身躯，我的双眼直视着辽阔的苍穹，直视着灿烂无比的太阳。